政府给百姓常用的一些药品定低价，初衷是为了降药价、惠民生。这是新医改的大方向、大目标，是党和政府的承诺，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在具体执行当中，也要不断完善。

    一些药品之所以短缺，并不完全因为价格低，有的是因为非常规、用量小，有的是因为毒副作用大，有的是因为生产要求高。如果不加认真分析，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提高价格，很可能保护了落后药品，保护了落后企业，对医药产业不利，对群众健康不利。

    鱼精蛋白的短缺，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廉价药消失的焦虑。有人认为，利润空间小，是廉价药短缺的根源，必须改变现有药品定价机制。

    事实果真如此吗？廉价是否意味着短缺？提高价格就能解决问题吗？以价格低廉为显著特点的基本药物，是否也会面临难以保证供应的尴尬？

    一 问：药价低廉，是否必然短缺？

    市场上常见的廉价药，大多是指医保能报销的、用来治疗常见病的、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低价药。

    这类药品中的绝大多数品种，已纳入基本药物目录，成为基本药物，实行政府定价办法，采用集中采购方式确定。非基本医疗中的廉价药，如鱼精蛋白等，有些由政府定价，有些属于企业自主定价范畴。

    药价低、利润薄，是否必然短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两个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和使用积极性。不妨以基本药物为例进行剖析。

    先看生产积极性。从各地基药招标情况看，为了中标，药厂竞争十分激烈，说明都想分这块蛋糕。山东齐都药业产品中标之后，虽然利润降低了，但是销售量、销售额上去了。最关键的是，拿下了市场份额，壮大了企业实力。在叫嚷利润低、没钱赚的企业中，鲜有中标企业，这很能说明问题。

    再看使用积极性。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在使用过程中，有其特殊性，医院和医生起了主导作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前，一些药品出现降价死，和以药养医的旧体制有直接关系，医生开大处方、高价药，加成就多，收入就高。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配套改革破除以药养医，医生不靠开药生存，廉价药就有了生存空间。这一点，已被各地新医改的基层实践所证实。

    对于非基本药物中的廉价药，如果没有大额订单做保障，企业生产积极性确实受到一定影响。

    政府控制一些药品的价格，初衷是为了降药价、惠民生。这是新医改的大方向、大目标，是党和政府的承诺，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当然，在具体执行当中，也要不断完善，保护企业生产廉价药的积极性。

    这方面，要有适当的补偿机制，比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招标倾斜等；要推进医药分开，给医生以合理收入，让药品不再成为医院创收的来源，改变药品流通的 “潜规则”，推广专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物流方式，最大程度减少药品从生产厂家到患者手中的流通费用；要体现药品的合理价格，根据消费价格水平、原料价格水平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几十年不变，不是好办法。

    二 问：提高价格，能否防止短缺？

    廉价药品要生存，是否只能靠提价？有人说，只要提价，就不短缺。乍一看，像那么回事，可实际上呢？

    不管低价，还是高价，所有讨论和假设，都围绕药品短缺展开。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看看，市场上究竟有多少药品短缺？短缺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2006年至2008年，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短缺药品情况，北大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曾带队做过调查研究。他们从114家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获取信息，统计发现，短缺药品有284种。然后，通过对医药公司电子网单的分析，调查组发现，只有20种药品是真正短缺，相对短缺的药品为13种，潜在短缺的药品有7种。

    史录文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短缺药占比并不高。药品短缺，虽然时有发生，可是和实际常用的2000多种药品总量相比，并不具有普遍性。

    这些并不普遍的短缺药品，其短缺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一些人所说的价格低吗？不尽然。

    史录文从药品特点分析发现，短缺的品种主要有四种：一是市场用量不大的药物；二是一些毒副作用较大、价格低的老药；三是受生产技术水平限制的药品；四是生产工艺较特殊的药品，如生产过程需防护设施，提高了人员劳保、福利等成本，不少企业减产或停产。

    分析结果表明，从实际情况看，一些药品之所以短缺，并不完全因为价格低。

    对于短缺药品，如果不加认真分析，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提高价格，很可能保护了落后药品，保护了落后企业，对医药产业不利，对群众健康不利。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认为，保证药品的生产、供应、使用，需要有系统的政策性保障措施，而不仅仅只是管理价格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用市场的手段促使政策发挥出作用。

    三问：国家储备，可否确保无忧？

    对于某些廉价药的一时短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北京医院药剂科主任胡欣认为，此次鱼精蛋白的短缺，是由于生产药品的原料来源发生变更，厂家储备不足，造成暂时用药紧张。

    尽管如此，鱼精蛋白事件，引发人们对廉价药的关注和思考，也未尝是件坏事。“问题在于，什么是廉价药，我们还缺乏明确的定义。”胡欣认为。

    据了解，对于急救的、临床必需的一些廉价药品，不少国家会有专门的政策。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界定和政策还很少。

    借鉴国际经验，一家药厂负责人认为，首先，应明确廉价药物的遴选标准。在此基础上，由政府组织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医学和药学专家参与疾病治疗指南修订，确定廉价药目录。

    然后，实行定点生产，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生产廉价药的企业政策倾斜，保证这类药品的稳定生产。提倡厂家直供，最大限度压缩药品流通环节，并宣传、普及推广廉价药的使用。

    一般认为，在市场和一些行政手段失灵之后，国家储备是最后一道防线。史录文说：“国家对该类药的储备制度还不完善。虽然比以前有所加强，但仍然没完全到位。”

    除此以外，他认为，还有几项因素也会造成廉价药的短缺。首先，我国药品管理涉及药监、发改委、人保部、工信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的政策有变化，其他部门的政策未能衔接上，就会造成暂时的短缺现象。究竟以哪个部门为主负责或协调药品的全链条管理，目前依然不清楚。

    其次，我国药品种类多，企业多、小、散、乱现象仍未得到改善，现代化物流体系尚未建立，药品流通结构不合理。这些情况，导致招标配送的药品不能及时到位，造成区域性短缺。我国药品流通企业达到13000多家，但多集中在城市里，而且规模小，偏远县乡村用药常常配送不到位。

    第三，药品的招标采购制度也需要完善，应在现有的招标采购制度操作中，探讨一系列方法以获得合理价格，保证药品不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