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探索死亡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从纯粹的医学角度看待死亡，也并非那么简单。医学对死亡的传统定义是心跳和呼吸停止，但在200年前，听诊器还没有面世的时候，有的时候病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异常微弱，医生很难判断，就出现了死人活过来的现象。所以如何确认“人死了”就成了医生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年前的欧洲，医生们想出来很多办法，很多现在听来可笑而奇异的办法。一位医史学家罗列出几十种不同的方法，但主要的意思就是用不是死人就不能承受的疼痛或是难受来刺激死亡的嫌疑对象，如果有反应就是没死。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用削尖的铅笔捅人的鼻孔，还有用刀片切割人的脚心，中医里有用三棱针，也就是大号的锥子刺十个手指头尖的办法，中医里有其独特的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异常的疼痛是唤醒人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有用溶化的蜡烛点人的脑门，把烟灰吹到人的鼻孔里，把虫子放到人的耳朵里，往嘴里灌温热的尿，穿乳头的特殊别针，这些现在听来异常恐怖的办法，在大约200年前，是医生们对待死人的常用方法。一位法国医生甚至想出来，在人死后，连续拉扯该人的舌头不少于3个小时，这位医生考虑到这种办法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极其不愿意操作，他居然还发明了专门用来拉舌头的机器。

    这些方法最终都没有流行起来，人们在不断的尝试后，又回到了最简单原始的办法，等待。一个人死了，如果等待3到4天，还没有缓过来的迹象，就可以最终下死亡的结论。于是医院里专门设置了待死的房间，死人都摆在里面等待神奇降临，医院还放上一些装置，例如手上绑上线，线的另一端连到医生办公室的铃铛上，一旦有动静，可以很快发现。这种房间直到1940年才最终从德国的医院里消失，原因自然是，一旦进了这样的房间，没有人能缓过来。中国的医院好象从一开始就跨越了这个“待死室”的阶段，直接叫“太平间”，这个太平间并非“待死”，是“确死”，因为太平间里的设备并没有给死人提供任何可以缓过来的可能。如果哪个大夫听了死者亲属的哀求，跑到太平间去抢救，那就成了天大的医疗事故，因为这种局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宣布这个人死亡的大夫草菅人命，要么就是跑去抢救的大夫是个大傻瓜，没有第三种可能。

    现在人们对死亡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例如，人的自主心跳呼吸停止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死了，因为大脑在呼吸心跳停止后几分钟，还是活的，如果抢救得法，人还是能救过来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脑子已经死亡了，即使是心跳呼吸还能用机器维持，人体还是温热的，但这个人却是已经死了，这个脑死亡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

    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源自对死亡的新的认识。一般的观点，所谓死亡就是灵魂或是精神，或是叫“气”的东西离开了肉体，这个时候，死亡就随着灵魂的离开，填充了灵魂的空间。以前的巴比伦人认为人的灵魂是寄托在人的肝上，而希腊人甚至中医都认为灵魂是在心里，这有无数的爱情歌曲和“我心里想”作为鉴证。而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是把心脏留在躯体里的，因为这是复生的保证，而脑子则都用吸管取走扔掉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都曾经考虑到脑子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灵魂居住地，所以心和脑的争论一直持续着，现在尽管人们还习惯性的把心和很多灵魂活动，例如爱情，情感和心联系起来，但显然人们最终认同脑子是灵魂的家，并用法律形式确认下来，脑子死了，这个人就真的死了，不管这个人的血是否还流动着，肢体是否还温暖着。

    确认了脑死亡是人死亡的标准以后，为很多器官移植扫清了法律和伦理的障碍，特别是心脏移植，如果认可心跳停止是死亡的标准，那么把一颗跳动的心脏移植给另一个人就变成了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人们不能因为要救一个人而去杀死另一个人。

    不管器官移植是多么的轰轰烈烈，但脑子移植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一个人脑子死了，当身体还依然健康，另一个人身体死了，脑子却还活着，如果把两个人拼接起来，把活着的脑子移植到健康的身体里，就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是谁在活着呢？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如何呢？法国人探索性地移植了一张人脸，就引起极大的争议，可以想象移植人脑后会怎样。

    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死人不再受到虐待，尽管人们只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死没死，并无恶意，但回顾人们探索死亡的历程，也许能帮助人们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寄托生命的这个肉体是怎么走的，怎么知道这个肉体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