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将身处荒岛,如果选择随身携带某种药物的话,那么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阿司匹林(aspirin)”
——John A. Baron教授,Dartmouth医学院
身世疑云
话说当下药物的更新换代之快,几乎已经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甚至部分医生都极可能搞不清楚自己相关专业的一些药物的最新进展。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在林林总总不断更迭的药物中却有这样一个功效卓著的例外,她虽已历经百年沧桑,却非但不曾被层出不穷的晚辈后生们挤出药物市场,落得“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惨境地,反而不断地被开发出各种堪称神奇的新作用,大有老树开新花之势。近期的《纽约时报》还报道了有关她的最新研究成果,提示其可能对结肠癌患者有帮助呢。
作为药物江湖中最为德高望重的一位,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预言,阿司匹林必将光耀人类医学史。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他的专著《阿司匹林的时代》中说,阿司匹林是“文明带给人类的恩惠”。就目前已知确切的作用有: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预防心梗,预防中风;尚在研究也许将大有作为的领域:抗癌,抗高血压,肾脏保护,某些眼病的治疗,糖尿病的辅助治疗……
现在很多人谈起阿司匹林就跟谈起他们熟悉的任何物件一样,基本上早忘记了她的化学名:乙酰水杨酸。目前全球每年共生产近5万吨的乙酰水杨酸,以500毫克每片计,大约是1000多亿片的阿司匹林,假如在某地下这么一场阿司匹林雨的话,那场面估计得相当壮观了(用宋丹丹的语调)。
正如某些传奇故事中主人公的神秘身世一样,阿司匹林横空出世的前前后后,是颇经历了一番周折的,甚至有些重要细节至今仍存有争议。
很久以前,古希腊和古埃及人就知道用柳皮(willow bark)来缓解疼痛,著名医学家希腊医生Hippocrates(460 BC –370 BC)和Galen(129 – 199/217)均在其论著中描述过这一作用,Galen还第一个记录了柳皮的退热和抗炎作用,当然这些记录是远在现代询证医学建立之前完成的,主要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总结和道听途说,靠这种方法总结出来的药物无论传统西医还是中医多半都不靠谱,当时柳皮混杂在众多只有安慰剂之功的草药中,也许其地位并不突出。
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是真金就不会永远被黄沙掩盖。1763年,科学家Reverend Edmund Stone记载了用柳皮治疗疟疾(症状为发烧并伴有疼痛)的病例,这一记录,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第一次描述了柳皮的药效。其后,随着化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能从柳皮中提取化合物了,1826年,意大利人Brugnatelli 和Fontana发现柳树皮含有一种名为水杨苷(salicin)的物质,但他们得到的样品纯度还很不够,1829年法国化学家Henri Leroux改进了提取技术,他已经可以从1.5公斤的柳皮中提取30克的水杨苷了(30g from 1.5kg of bark),该物质虽味道苦涩,却可治疗发烧和疼痛,原来良药苦口并非中药的独门规律。1838年意大利化学家Raffaele Piria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的水杨酸(salicylic acid),药效要比水杨苷更好。
1859年,德国人已发现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因此水杨酸得以广泛地应用于治疗关节炎等疾病引起的疼痛和肿胀,以及流感等疾病引起的发烧。 但水杨酸的广泛应用也使得人们很快注意到该化学物质较为明显的副作用——它们会严重扰乱患者的消化机能,有些人甚至因为大量服用此类化学物质来控制疼痛和肿胀而导致胃出血。所谓是药三分毒确实不分中与西啊。请注意,这个时候阿司匹林的真身,乙酰水杨酸就要登场了,而那些拎不清的种种细节,也恰在这一阶段。
一个最广为人知的提法,也是德国拜耳公司(Bayer)一直坚持的说法是,德国人霍夫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他的胃却无法承受水杨酸的刺激。能否在治疗关节炎的同时避免或减轻对胃的伤害呢?这引起了他的儿子——德国化学家费里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1868 –1946)的极大关注。(这故事怎么看怎么像标准的知音体!)费里克斯当时在一家名叫Friedrich Bayer的公司(拜尔公司)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据传主要是为了帮他父亲找到更合适的药物),他翻阅了大量化学文献。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杨酸之所以刺激胃粘膜的原因在于它是酸性物质(确切的机制且待后文细说分明),于是他在一连串的化学反应中加入这种化合物,并通过一种乙酰基将其中某个酸性部分覆盖,最终将其转化成乙酰水杨酸。他发现乙酰水杨酸在满足了减轻对胃部的刺激的同时,治疗效果反而更强于水杨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而此药物在问世之初,并没有引起保守的老板们足够的关注,一代经典药物在1897年合成之后竟被雪藏了两年,直到两年之后才由拜耳公司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德莱塞(Heinrich Dreser)的高级药剂师兼科学家对这种新型药物的效用进行了演示,并为它取了一个新名字,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阿司匹林”。(还有一个说法认为德莱塞所以雪藏阿司匹林,是担心阿司匹林会抢了海洛因的风头,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著的海洛因也在1897年由拜耳公司合成,当时用于镇咳)。
但大凡故事,就极可能是编的,就像砸了牛顿脑袋的那个苹果一样,这个说法有很多人质疑。
1949年亚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 1867 -1949)撰文说,他才是阿司匹林的主要发明人,而费里克斯。霍夫曼不过是在他的实验室干活的人而已,但这一说法拜耳公司并不买账,据公司的记录两人也根本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按理说同为拜耳公司的人,无论花落谁家荣誉都将归属拜耳,理应一碗水端平,不必厚此薄彼,而艾兴格林居然在事后那么久,也即临死之前才说出真相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原来当德国官方的说法,将费里克斯。霍夫曼“孝道”的故事进行宣扬时,已经是纳粹掌权了,作为有犹太身份的艾兴格林能在乱世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安敢奢望这一荣誉。这一公案其实到现在也并无定论,我个人多少觉得艾兴格林有点冤,不过,一想到早在1853年法国化学家Charles Frederic Gerhardt就已经合成乙酰水杨酸了,也只能说阿司匹林的荣誉终属德国,实在是德国的幸运了。2002年,美国国立发明家名人堂(US National Inventors Hall of Fame)收录了费里克斯。霍夫曼,我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收录这样一个事实上尚有争议的人物,但最让人们觉得不太理解的也许还不是此事。因为在阿司匹林带来的巨大利润中,获利最大者既不是艾兴格林也不是费里克斯。霍夫曼,反而是最初反对阿司匹林临床试验的德莱塞。这段故事如果搬上舞台,我真的很想给德莱塞画一个白脸。
一出世就这样神神秘秘的阿司匹林,也许注定了日后将成就传奇光芒万丈。不过故纸堆里的这些争论搞得我头很疼,赶紧找几片阿司匹林吃吃。
亚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 1867 -1949)
费里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1868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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