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的《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是否会在2012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成了近日医药企业高管们最关注的问题。

中美医疗发展联合会共同创办人赵强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中国政府在医改中管价格太多，这本身就是职能定位上的误区。

政府应该花大力气监管药品质量和疗效，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价格则应交给市场，而目前的情况刚好相反，政策对药品价格行政和限制，只会扭曲市场，让“暗地里的交易”活跃，成为滋生药品回扣和滥用的温床。

从容投资医药基金管理人姜广策也指出了用行政手段控制药品价格的弊端。“目前卫生部严控药费比例，于是非药收入猛升。比如，对于心脏病人来讲，最好是做搭桥，但显然搭桥不如装支架的收入高。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在山东，某患者的心脏里被放了7个支架，严格来说这已经不算人类心脏了，估计机场过安检都有问题”。

目前国家对药品价格采取多重管制措施，药品进入医院，要通过省级招标和基本药物招标，同时，发改委还对药品实行最高限价。今年7月1日，发改委还将执行新的《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新办法称逐步取消15%的药品加成和加强药品出厂价价格的核算。

对此，某医药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发改委“核定出厂价后，再管死最高零售价”的意图很明显，理论上是可以把药品价格管死的。但出厂价格由企业报送，新政或许会倒逼企业“通过高开票发货，底价高开部分返给代理商”的方式来逃避发改委对价格的行政管制，这会重构医院药品销售的“链条”，但终归走不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

赵强指出，目前农村地区出现假药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一味压低药价的政策取向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招致更多危险，道理很简单，如果质量疗效好的药物不能得到溢价，企业就没有动力做好药，就更不会花力气稿研发创新了，这不仅不利于医药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和长远利益也是受损的。

除了药品价格，赵强还指出，中国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被管制压低，这是医疗服务质量低和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差的根本原因。

台湾医改专家林振坤更是直接向记者指出，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是中国医改的核心障碍，台湾医改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政府对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是非常慎重的，而是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医药企业和医院充分竞争，而政府作为医疗服务最大的购买方（台湾地区的健保覆盖率在95%以上），在控制了整体医疗费用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这样，就达到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控制医疗费用的双重目的。

“政府倾向价格的管理，这与老百姓对价格比较关注有关，相比之下，质量监管则困难的多，也不容易出政绩。从根本上看，要改变目前的状况，是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着手的”，赵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