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年中，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程明伟进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ICU，以一名伪医生的身份“潜伏”在医生、护士、病人及病人家属周围，小心翼翼地展开了关于危重病人的田野研究工作，获得了丰富的对于医患关系和医疗现状的感性认知。本期，就让我们跟随他，一起体验这次独特的“医院旅行”。——编 者

　　两堂“哲学课”和“午餐会议”

　　那天天气晴好，尽管早上6时我就起床了，可等我到达医院时，还是无奈地发现自己迟到了：这里所有的医生在早晨7时30分就开始了每天的早会。

　　会议室里人很多，正前方是一个投影大屏幕，离屏幕最近的地方就坐着A医生，此时她正在批评某年轻医生办事不力，语气严厉而不容置疑。A医生语重心长地说：“医生对病人说话不能那么随意，出尔反尔会让我们失去病人的信任。一名真正的医生不单在于他技术有多好，更在于他做事和对待病人的态度。”

　　早会上，医生们除讨论当天所有手术的预案外，还有一个小讨论。一大群医生围住A医生，A医生则用左手举着一张CT片，右手不时指着片上的相关部位，“系统”、“整体”、“稳态”等词汇不停地从她口中冒出来，让我感觉好像是在进行一场哲学概念的大讨论。最后我听到这样一句总结：“没有对系统医学理念的透彻理解，就会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反复犯同一个错误。”没想到医院里还有这样懂哲学，特别是医学哲学的医生。

　　早9时，我被A医生请到办公室，她向我介绍了B医生。B医生问我想做什么研究，我拿出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说要仿照此书的研究方法，在医院ICU做一个医学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想不到B医生看到这本书反应很大，对拉图尔大肆批判，还强调他不同意拉图尔的科学知识建构论的观点，但对其研究方法表示认同。“庞加莱的约定论”、“库恩的范式”、“激进的约定论”、“后现代理论”等科学哲学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话语中，让我有回到科学哲学专业课堂的感觉。B医生的高谈阔论，让我再次见识了这个科室的哲学水准。

　　快到中午吃饭时间了，ICU的医生们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搭起一个小饭桌，大家围拢过来开吃，就像一家子。我在旁边听他们闲聊。现在回想起来，每天中午听医生们闲聊真是一件乐趣无穷的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中午5位ICU医生的谈话内容，从小孩上幼儿园到国家领导人活动，从中国人的封建观念到钓鱼岛事件，从中产阶级的标准到中美关系的走向……我不禁感叹：在紧张和忙碌之余，医生的日常生活也有如此丰富、深刻而有趣的一面！

　　这一上午的见闻让我对医生这个群体有了新的认识。我没学过医，以前也很少上医院。我总觉得医生只知道看病，其他的很少去关心。这两堂“哲学课”和一次“午餐会议”让我感到，他们不仅实践经验过硬，理论水准也毫不逊色；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关心社会与国家。

　　仪器维持下毫不动弹的病人

　　中午我在办公室休息，醒来才发现已是下午2时半。我戴上口罩，鼓起勇气推开门，迈进了ICU大病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ICU病房。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当我穿过那扇门走进一个陌生世界的时候，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是一个大开间，左右各有5张病床，都用帘子隔开；靠里面有4张病床，都是单间，用玻璃隔着；大病房的正中间是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台，桌上摆着几台电脑，还有很多病历、表格等。走近了看，才发现每张病床旁都配备了好多监测和抢救的仪器设备：就是这些冷冰冰的机器在维持着危重病人的生命，维持着医生的梦想和家人的希望。

　　ICU病房给我最强烈的感觉，除了惊奇，便是恐惧了。当我走近每一张病床，看到躺在床上丝毫不能动弹的病人时，我不得不怀疑他是否还存有生命。唯有病房中沉着镇定的医生和护士一心一意进行治疗的行为，才真切地提醒我，这些病人都还活着。内心划过这一屡轻微的安慰后，随之袭来的却是一连串的疑问：这些重病人在各种医学技术和高级仪器的支撑下，在病人家属的经济支持和心理支撑下，得以暂时延续着“生存”的表象；可是，谁能够保证生存的意义不会在突然间失去？这带来的伤痛医患双方又怎么能承受得起？技术至上主义到底是医疗现实的无奈，还是医学理想的障碍？民众对现代医学的宗教式情感能否破除？

　　正当我陷于沉思时，旁边一位进修医生的问话把我拉回到现实：“你是想研究我们的生活状态吗？”我点点头，补充道：“这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接着，他略带抱怨地说：“你看，我们的生活很苦很累的。”面对这样直接的表白，我忽然下意识地问自己：我的研究到底能改变些什么？我强烈地意识到，他的这句抱怨其实是对我研究工作的一种期盼。

　　“被押上刑场”的病人家属

　　快到下午3时，医生办公室的门口突然聚集了很多病人家属。一位医生跟我解释说，每天下午3时到4时，是ICU病人家属询问病情的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ICU病人的家属，不禁想起托尔斯泰说过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半小时后，主任医师H跟病人家属（共3男2女）术前谈话。H医生说病人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及时手术还有一线希望，如果等到病人瞳孔散大再做手术就回天无力了；但手术本身是有风险的，病人可能在手术中出血，而且术后也可能再次出血。病人的几位家属都显得非常为难且痛苦。半小时后，他们依然拿不出决断的勇气。

　　后来，C医生了解他们的情况后，主动问：“您家里是干什么工作的？”病人丈夫回答：“种地。”C医生说：“那您肯定对收粮食很懂，这方面我肯定不如您。同样的，对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没我们懂。现在手术虽然有风险，但肯定也有希望和机会。”病人家属对医生的这番话表示非常赞同，可等到一位年轻医生来找他们签字的时候，病人的丈夫又变得非常犹疑。

　　我想，他内心一定很纠结，一边是最爱的妻子的生命，一边是巨额手术费用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还有背负巨额债务的后半辈子。几经解释，病人的丈夫还是没有签字，年轻医生急了：“你们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再不签病人可能有生命危险！”病人丈夫的脸刷地红了，眼眶也红得厉害，他找来一杯水喝了，然后盯着手术同意书看了许久，终于忍不住哭起来……最后，他总算是签了字，然后一言不发，无力地靠着墙壁轻声哭泣。

　　这一幕让我久久难忘。在我的脑海中，总感觉病人的丈夫就像是被押上刑场的人，被逼着在生死书上签字画押，无力抗争，最后只能生死由命。

　　下班了，我脱下白大褂，换上平常的衣服，忽然感到一阵轻松。这让我更加意识到白大褂不仅是一种职业的象征，更是一种责任的托付。坐在回学校的地铁上，我脑子里充满着今天经历的各种细节，最挥之不去的，就是A医生今天说过的一句话：“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我想正是生命的沉重，让医生职业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让病人家属茶饭不思、坐卧难安。

　　ICU的病人大多已无法表达，医生和病人家属分别处于这沉默的两端。他们与病人共同构成一条生命的线段，线段的中点就是病人的生命。而我的田野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处于线段两端的医生和家人都向中点靠拢，让他们走得更近一点。

　　点评

　　让医学人文成为医院的“第四元素”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ICU主任  王  宁

　　他不是医生，但他能从医生的视角，读病人家属的眼神；他不是患者，但他能以普通人的心性，感受病人的痛苦和无奈；他不是患者家属，但他能以理智而悲悯的心情，体会到将要失去亲人的那份悲伤。作为ICU的“第三者”，这名医学人文研究生描述的在ICU的一天，公正而客观。

　　医院ICU由3个元素构成：医护人员、危重患者和患者家属。让我欣慰的是，医生、患者、患者家属，这看似密不可分、实则屡有冲突的矛盾体，在这个“第三者”看来，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但愿这ICU里的第四元素——医学人文学，能让医生、患者、患者家属彼此了解，为战胜疾病而携手前行。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张大庆

　　医患关系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各种原因与条件的限制，有关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大多是基于传统的思辨性的哲理、伦理论述，或一般性的问卷调查，而缺少深入、系统、详实的观察研究，以及即时的医患互动的现场考察。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在与宣武医院凌峰教授的交流中，谈到了对医院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可能性问题，即刻得到了凌峰教授的积极支持。作为一位富有临床经验和哲学洞见的神经外科专家，她睿智地意识到这项工作对于人们认识与理解当代临床医学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商定进行一场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来观察临床决策过程中的医患互动，并最终选择了神经外科的ICU.

　　虽然只是一家医院的一个科室，但神经外科ICU的急重症特点，以及在临床决策中涉及的医护人员与病人、病人家属及第三方的复杂关系，为我们认识与理解医患关系提供了一个恰好的视阈。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医患双方的理解与宽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医患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紧张，显示出为了祛除病痛、恢复健康，医患合作与理解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