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立医院的收支由政府负责是医改的根本。

　　廖新波副厅长在最近的博客上明言：“财政补助政策在绝大多数地区未得到全面落实，使得公立医院强化公益性职能缺乏经济保障”。“看病贵”问题一直是患方对医院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绝大部分患者根本不了解，对于大部分医院而言，购买仪器及医院建设花费上千万甚至过亿是基本没有外来的财政补助的，因此，公立医院的微薄盈利甚至亏损并不是“哭穷”，而是事实。当你在认为几百元的CT检查昂贵时，是否想过CT仪器的昂贵成本及维护费？

　　当你在舒适的门诊或住院大楼就诊时，是否想过这几千万的建筑费全来自于医院一千多职工多年辛勤工作获得的盈利？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医院强化公益性职能缺乏经济保障”而提出“财政补助政策”，但“财政补助政策”能补助多少？政策能维持多久？更别说“得到全面落实”了。而且由医院根据自己盈利来决定职工收入，就无法根治滥开检查以求高利润的不良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公立医院的收入及支出由政府财政负责可以解决以下问题：1.既然收入归政府所有，因此价格可由政府按照财政情况进行调整，在财政允许补偿情况下，由于医院的亏损直接由政府财政补贴，国家可把医疗费用压低到民众可接受的水平；2.医务人员的收入完全由财政拨款，这样避免了医疗行为与经济收入挂钩，杜绝了滥开检查等不良行为。在财政允许情况下，将医务人员的收入调高到与其职业性质（高培养投入，高技术，高强度，高风险）对应的水平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从事及坚持在维护人民健康的岗位上，必要时可采取如东莞康华医院那样的高薪养廉政策，使红包及回扣问题减少乃至杜绝； 3.由于收入归政府所有，贫穷或身无分文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和积极的救济，使类似于王建民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有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谐，对于恶意欠费的患者，政府催交欠费的强制力亦远大于医院。

　　二、药品制作和定价制度的完善是降低治疗成本的关键。

　　药物定价中有个叫“罗氏芬难题”，就是进口药的价格难以降低，经济学专家们说出一大堆理论，但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为什么医疗界大部分专家级的医生在处理病人（尤其是危重病人）的时候，都使用进口药或合资药？其实在临床的医生心理都清楚，罗氏芬与国产头孢曲松的疗效是一样吗？国产药物的最大问题就是质量得不到保证，同一药物来自不同厂家时，由于制作工艺、药物纯度等原因，效果相差很远，甚至过敏等不良反应都不一致。这是因为我国在药物的批准生产、质量检测、定价上都存在漏洞，使一些不良厂家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降低成本、促进销售以取得最大利润，而不是药物的精益求精上，这就是药物回扣及旧药新包装新价格的产生原因，也是进口药物敢于蔑视国产药的价格而坚决不降价的原因。

　　三、以处理病人的工作强度计算收入的人事分配制度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举措。

　　无论是医院自负盈亏还是收支由政府统筹，均应引入以处理病人的工作强度（包括上班时间，处理病人的数量、质量、难度）计算收入的人事分配制度，这样做对于前者可避免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为，对于后者，可避免“大锅饭”等消极工作态度，这样的分配制度，对于工作积极而水平高的医疗人才而言，是一种鼓励和支持。如果是政府统筹发放工资，设立统一而细致的工资计算方法，使基层医生取得与其劳动相对应的合理收入，甚至可以对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带来积极影响。

　　四、加大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制力度是维护医疗工作人员及患者利益的必要条件。

　　我国医疗纠纷有进行性加剧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关于维护医疗环境的治安管理在医疗纠纷中成一纸空文；二。医疗责任判断的不对称性及法律判决的滞后使患方利益得不到维护。这两个原因催生了医闹的发生发展。其实对于维护医疗环境的治安管理，笔者认为公安部门应该更强硬一些，因为无论患方是否有道理，干扰医疗环境对于其他正在就诊的患者而言不公平，严重来说，已经侵犯了其他患者正常就医的权利，更不用说殴打医务人员等侵犯人权行为。但患方之所以选择医闹，最重要是认为按法律途径处理不公平，这牵涉到医疗事故认定机构不被认可、死亡医疗赔偿相对过少、责任认定过程过长等问题，笔者建议应与司法机关合作并制定简易司法程序，建立中立的第三方医疗事故认定机构等，使医疗纠纷责任认定能在患者认可的过程中限时尽快完成，而不是打“持久战。

　　五、建立直接透明的第三方救助平台

　　在协助捐款救助赖泽喜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医务人员参与的社会救助更加可行。我国红十字会的公信造质疑时，民众目前多根据媒体的信息对不幸患者进行捐助，这样的做法有很大的盲目性，举例而言，如果共有10万善款，你愿意捐给一人残存半年，还是捐给10人救回性命？我想，绝大部分同胞会选择后者，但我们目前所作的，恰恰是前者。如果能在网上建立一救助平台（无论是红十字会等政府机构或个人），将需扶助的每一位患者情况详细说明（病情、经济情况、所用大概费用及预后），由提供患者资料的医生负责公布病情进展情况及费用，捐款直接打入患者医院账户上，组织方负责核对医生身份的真实性以避免欺骗行为，捐赠者可根据患者情况及治疗价值将有限的捐款选择用在更需要的患者身上，这样的社会捐助会更积极及有效。

　　六、建立媒体舆论的医疗指导机构

　　“八毛儿”的最终结局暴露出我国媒体舆论的监管问题，由于新闻工作者对医疗知识认识不足，使某些关于医疗的报道有所偏颇，激发及加大了医患矛盾，另外，一些刊物或电台的医疗广告由于各种原因对患者治疗造成误导，这些均需要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建议成立由有临床经验的医生组成的医疗指导咨询机构，对关于医疗的媒体舆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指导，避免类似“八毛儿”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