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人生之四端。生给人们以喜、以乐，老给人们以愁、以忧，病给人们以苦、以痛，死给人们以哀、以伤。人皆怕死，也畏病痛，但人来到世间，不得不面对之。因此，也不得不面对医患关系，不论是和谐的，还是纷争的。近八年来，因种种原因，我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医院，对此很有感受，也有苦难言。

　　当下，医患纠纷已然成为我国最引人注目的民事纠纷之一，已有专家从实证、制度、鉴定、取证等多视角对医患关系、医患纠纷及其解决做出过总结和反思。而我也想从多视角、多维度对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进行一番思考。

　　首先，从医者视角反思：

    我们究竟对医院、医生报以道德期待还是规范期待？“医者父母心”，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医生和医院的期待。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医生和医院的道德期待。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医院实行自负盈亏，政府拨款已然不存（除个别特殊医院外），于是不得不面对“医者功利心”的问题。越是杏林高手，越被医院绑在功利的战车上。在这种背景下，患者对医生、医院仅仅以“父母心”来要求，是不是不合时宜？很多医生，知名的不知名的，他们不时告诉我：我们做医生的，前脚在医院，后脚可能在法院；前脚在病房，后脚可能在班房。在医生、医院已经不是靠道德，而是靠功利扩展其事业的情形下，制度究竟如何跟进？理念究竟如何更改？我想，这或许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一维。

　　其次，从患者视角反思：

    “医闹”现象，究竟是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医患纠纷中，患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一闹就解决。”这实际上与我国其他纠纷领域的情况相类似。这不过是患者及其家属们面对非理性制度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不过是一种成本和效益关系的权衡问题。当患者能够以支出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和利益的情形下，他为什么拒绝选择“医闹”呢？他为什么一定要依循法学家的法律理性，钻入法律套子，以高昂的成本，换取更小的收益呢？

　　再次，从医疗制度视角反思：

    医院，究竟是“人民医院”还是“契约医院”？医院定位是医疗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国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被号称是“人民医院”，反倒经常是和相当的人民大众有矛盾。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这种矛盾、甚至对立愈趋严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如果国家不允许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在同一起点上公平竞争，如果不赋予医院和患者一种基本的契约关系，而仍强调道德期待上的“人民医院为人民”，或者一任公立医院垄断……那么，这种医疗制度，就不可能营造、构建一种有利于缓和医患关系的制度机制。所以，与其说“人民医院”，不如以契约来界定“医院”和“人民”的关系，真正使医院纳入制度体系。

　　第四，从司法制度视角反思：

    司法活动，究竟是“平息矛盾”还是“判断是非”？我认为，现代司法强调在判断是非基础之上解决矛盾，而古典中国司法不太关注是非曲直，不论运用何种方法，只要能够平息矛盾即可。这种情形，被沿用至今。在当今我国的司法活动中，这种情形更甚。在法院，有所谓“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这句据说由当年某法院院长首创的“司法经”。在这种理念下，什么判断是非，以及和判断是非紧密相关的法律方法，就不可能获得法院和法官的青睐，法官的判断权变成了协调权，司法裁判和行政调解没什么两样。这一切，既引致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权威危机，也影响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和效果。因之，如何真正建立起以判断是非为前提的司法制度，对医疗纠纷的权威解决而言，自是非同小可的问题。

　　最后，从行政制度视角反思：

    我国的行政，究竟是权力缺席还是权力冲突？我国卫生行政机构的基本职能究竟是什么，是患者人权保障，医政管理还是协调医患关系？相关法律法规似乎规定了很多职能，但具体实施起来，却是顾此失彼，难以兼顾。这种情况，似乎是权力冲突问题，但在我看来，是典型的行政权缺席问题。这种“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的问题至今依然严重地存在，特别是在行政机关的权力定位问题上，重重叠叠的法律法规，构织了百衲衣般的权力体系，但权力一旦启动，又难以真正操作。凡此种种，或使行政面对医患纠纷而无所作为，或使其面对医患纠纷又无所不为。究竟无为还是有为，仅仅取决于利益需要或政治需要，而不是医患关系的需要。所以，权力冲突一旦成为经常，与其说是权力冲突，不如说是权力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