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医改调查：公共服务与市场对接

　　三联生活周刊：它还是有一个社会平衡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资源型城市极易产生这样的贫富分化，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神木在如此快速的财富积累中，悬殊的贫富分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又让那么多官员下海，神木又有这么多从普通乡村里崛起的煤炭大亨，还有一个庞大央企在这里，阶层之间的种种落差很复杂。作为一把手来说，如何去兼顾各方利益，如何去保证社会的平衡？

　　郭宝成：我跟你说个实话，没别的办法：一手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所有的私营企业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从富人的腰包里把钱拿出来，让富人继续发展，但穷人不穷了。我们这几年在这上面，除了正常的费税收入外，这部分当然是从富人头上拿的。我还通过“双百帮扶”工程，让200个私人企业帮扶200个贫困村，通过教育优先工程和县里的慈善事业，从富人腰包里拿出来也不止三五亿元了吧。这些钱拿出来都是花在穷人身上了。

　　就说“免费医疗”、“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些公共财政的支出，不也都是从这里拿来的钱嘛，用在哪里，用在低收入群体上。那些富人还在乎免费看病那几个钱吗？根本不会。我们神木有个富翁，他坐的车也七八百万元，他得了癌症，在北京看病光发红包就发了100万元，吃的药全是从日本空运的。

　　所以我一再对税务机关讲，我说一个卖西瓜的老太太、卖瓜子的老大爷，你到他们那里收什么税嘛，你工商局在那里收什么管理费嘛，丢人。他们是没钱是生活困难才在那儿摆摊，你税务局长为什么不在那里摆个摊卖瓜子呢，你有钱，犯不着。那你就让他们经营点小生意。抓大放小，把小的放开，搞活了，搞大了，咱们再去收税。刚开始摆个摊子，就又是税又是费，那就弄不下去了。神木在这一块上放得非常宽，这是个执政理念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免费医疗这个问题上，你们定点医院里绝大部分都是私营医院，我也注意到神木县的民营医疗系统极为发达，它成为煤炭资本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那我有个疑惑：其他地方医疗改革的主体资源是公立医院，而神木现在的财政是受益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民营医院本身是在神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一个产物，它是竞争性医疗市场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神木医疗资源的一个主体。你现在一下把它公益化了，用政府外力介入了，这存不存在一个理念上的矛盾？

　　郭宝成：欧美国家这些纯正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高福利国家。我2001年考察了西欧以后，对这块感受很深。我们搞免费医疗，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公共服务同市场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民营医疗资源发达。我们县城内，有一所公立医院县医院，其他有大大小小10多所民营医院。神木有钱后，有人投资这块，证明这块还是有利有图。那么，我们把这些民营资源都纳入政府免费医疗的框架内，现在有7所私立医院作为我们免费的定点医院。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谁的质量好谁可以作为定点，你就有病源保证；你搞不好，过度牟利，违反我们规定，我就把你清出去，把那家请进来。

　　公益性和市场不矛盾，只要政府控制得好、制度设计完善，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既把私营医疗资源为我所用，为民服务，也推动了私营医院的发展，不用去恶性竞争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我跟神木县的几位前任书记聊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是这项政策会带来的区域差别，造成另一种社会利益不均。我们医疗改革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于社会是个有机整体，改革者一直在寻找差异最小化中探寻平衡之道。而在榆林这个南北地区差异向来就很大的地方，神木现在一个县异军突起，在医疗改革这块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对神木人当然是好事，但会不会又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新的差别，加剧了区域间的失衡？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郭宝成：我前面跟你说过，我们对市里一年的财政转移已经有60亿元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被用于榆林南部的扶贫工作，所以我们对地区贫富差距已经尽了很大一部分责任。

　　我也对世界上公共医疗制度的趋势也有所了解，经济状况好的英国，经济状况不如中国的印度，都是免费医疗国家，印度人口也10多亿。我认为，免费医疗基本不是个财政问题，是把钱花哪儿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的成果应该谁来享受？我想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免费医疗”这个事情，国家要在十几亿人口中立刻推行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困难，但应该允许一部分地方，比如说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些财政状况良好的地方做试点，在这上面有一个突破。

　　其实我们就是想实实在在干点事。在神木人自己看来，“免费医疗”这些政策都是顺理成章的事。2008年免费教育，2009年就该免费医疗了，也该把孤寡老人、残疾人、农民、市民身上压了几千年的上不了学、看不起病的沉重负担减下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把群众的负担卸下来。我想，中央心系天下，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小县，如果要是知道这件事，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一定会有所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