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就是医师，医师就是看病，患者需要你，你就应该付出这些……

　　上世界50年代出生的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上山下乡，各种运动之后，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迫使自己不断地给自己加任务，加担子，比如说看到患者误诊、误治，耽误了病情，你就觉得很内疚，你觉得医师的责任没有尽到，你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教育和宣传，让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的疾病而误治。所以我就给自己多分出一块任务，做中国的脑血管病教育。这里所说的教学，不是在大学里讲课，而是要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变成中国神经外科的训练摇篮和平台，让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在这里接受培训，大家一起做中国自己的神经外科，乃至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让国际上最新的神经外科知识通过这个平台向全国辐射。这个神经外科的摇篮一定是国际一流的，只有训练出最好的医生，才能为患者做最好的服务，这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义务。

　　我更多的时候在想，怎么样让年轻人做得更好。我不想把自己拔得最高，让人家无法超越，就算是拔成了珠穆朗玛峰，没有人比你强，只能说明你做事做人的失败。我不能说我是最好，但是我要训练出最好。我不是世界冠军，但是我要训练出世界冠军，我要利用国际上最好的资源，利用我现在的这种能力，也许我不能把这个“大脑袋”建成最好的平台，但是我最起码能打一个胚子，垫一个底，建一个基础，给他们铺好路。

　　商品社会大潮对人是有所冲击的，对人的一些概念，对老祖宗的一些传统和基本的一些理念，可能有一些冲突，或一些不同的诠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批孔，现在孔子学院建得满世界都是。把这个作为中国的道德标准，就说明这种道德的准则，是千古不变的，这个最根本的道德源泉可能需要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给它以新的诠释，赋予一些新的内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医师的职能就是服务于患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样在现在这种背景形势下，去对待患者了。

　　所以，我现在一直做教育，我在给大学讲课时，还是在宣传“大医精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