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粘上网之后，责任很多。尤其是最近的“8毛事件”更是使我忙于解答各方的疑问。除此之外，也受到很到知情者、正义者与同情者的来函。无不一一作答。今天，“鱼精蛋白”缺货，也有人把它与“医德”扯在一起，谓之：“药物紧缺，只要采取一定措施，还能生产。医生没了职业操守，医院有再充足的药物又有何用？”如此之尖酸刻薄的话儿鉴于报端，怎不叫人心酸？又如何激励人们去克服种种存在的困难，回复正常之医患关系？我说，爱憎要分明，哪里错批评哪里，谁错批评谁，制度造成的错，批判制度，不要让无辜者承担莫须有的罪过。近日，受到一位网友的来信说的就是一个“无知者无谓”的道理。为了忠诚原作者的价值取向，我原文照登，供餐读。

　　这些年看到不少医疗纠纷的报道，大都是只有当时的情形而没有事后的追踪，导致人们对某些事件的记忆就有上文而没有下文。这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事况的发展，从而也影响公众对所报道的事件作出公正客观的判断。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7月上班的第一天，恰逢科室组织政治学习，说的是一位工伤病人辗转乌鲁木齐好几间大医院，都因为急诊说病房无床，建议到其他医院看看，最后耽误了病情，结果当然是相关负责人受到处罚，卫生部门强调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病人。记得当时就有医生讨论得争吵起来，说如果没床，收到哪去？收院长和局长家里吗？十多年后，参加一个医院管理会议，讲者提到这个事件，说事实真相就是各医院真的连加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才建议到其他医院去碰运气。讲者借此说明，新闻报道一定要客观公正，不能为了迎合某种潮流而断章取义，因为社会关注入院难，报道就只提所谓的“拒收”，而没讲医院确实存在的困难。但要真正解决问题，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当事人头上，即便处罚得再严厉，同样的问题最终还是会在其他城市多次出现。

　　笔者常对一些媒体的朋友建议，采访和报道医疗纠纷的时候，一定要兼听多方的声音，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单凭患方的一面之词就主观认定什么医院总会存在不足。因为即便是医生，对于某些不属于自己专业范畴的问题，都不敢轻易下结论，而且年资越高，说话越谨慎，这并非保守，而是尊重科学的体现。可惜，现在一些媒体为了“轰动效应”，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什么都敢报，什么都乱报，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其根本没有一点医学常识，人文和科学素养也极差。最明显的就是不久前重庆有媒体质疑90岁老人手术还要查梅毒。有创操作之前查感染性疾病，是卫生部的规范，跟民航业的管理规范一样，都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如不严格执行，其后果不亚于吉祥航空降落时不让卡塔尔航班。台湾地区没有严格执行术前感染性疾病的指标检查，误将艾滋病人的器官移到他人身上，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我还戏称，如今90岁，其30岁之前可是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啊，这重庆记者应该没唱好“红歌”，不晓得那时正是梅毒流行的年月。真是无知者无谓！

　　最令我感到无知的报道，就是所谓的“先天性巨结肠”事件了。陈先生的儿子出生后因腹胀3天且进行性加重而入住深圳儿童医院普外科。记者对这一段经历的报道显然带有过多的主管感情色彩，“8月21日，孩子转入深圳市儿童医院，仅仅降生2天的婴儿，就开始接受X光检查。接下来四天时间，院方对孩子进行了十几次X光拍摄，不许孩子进食，并且没有炎症症状的情况下，每天还给孩子注射抗生素头孢他啶。同时还给孩子做了心脏彩超等各类超声波诊断。”请问，有哪条诊疗规范说出生2天的婴儿不能做X光检查？病情变化了，当然得再次检查，这有何不可？出现肠梗阻症状时予以禁食，是基本的医疗常识。抗生素则是在有检验检查结果认定为肺炎和小肠结肠炎时才使用的。怎么就听不进医院的解释，或者就不能请其他医学专家科学地点评呢？

　　更离谱的就是，作者将深圳儿童医院对于手术的建议以及所谓“3次手术和后续治疗费用预计将超过10万元”的评估，与广州儿童医院8毛钱的对症处理简单地比较，从而得出“深圳市儿童医院要动手术治疗，最终在广州8毛钱治愈”的结论。笔者不是外科医生，既没有看过病人，也没有阅读到第一手的病历资料，对此例的诊断是否正确、治疗是否得到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的医学和法律常识告诉我，深圳儿童医院在新闻通报会的陈述有理有据，有循证医学证据，是科学的，因而是可信的。民间就有“走运医生医病尾”的说法，前面的诊疗为此后的诊疗进行了铺垫，不能简单地以结果来推断之前的过程是否存在差错。即便后来证明这是错误的，只要当时所做的符合诊疗规范，就不能认定其是错误的，因为对疾病的认识，需要一个连续观察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况且无论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是《侵权责任法》，遵循的都是有过错又造成损害才予考虑民事赔偿的原则。本例无论是深圳还是广州的儿童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都看不出存在何种过错，也没有对其造成损害。10万元的费用也只是粗略的估计，而那仅仅是未付诸于实践的“建议”。所谓10万元的赔偿诉求，从何谈起？我认可深圳儿童医院的说法，如果当时患儿留在那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