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到北京一家大医院看病。在排队取药时，无意听到了两位病人的对话。甲病人对乙病人说：现在看病真贵。乙说，患感冒要花四五百元，割阑尾要几千元，要得了大病就是几万几十万呀！甲深有同感地自问自答：“要问眼下在中国谁是富翁？告诉您吧——能看得起病的人就是富翁！”

　　“看得起病就是富人”，刚听到这话我内心一惊，但仔细思考，又不能不承认，这位病人的“总结”与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个事实。由于种种原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与此相连的是因病返困、返贫的现象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说得严重一些，从“看病难、看病贵”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已经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事实上，颇受争议的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以及不断出现的各种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已经成为各类媒体近年来持续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代表与委员们提交的几千份提案与议案中，呼吁尽快通过医改解决百姓看病难题的内容，其数量之多，竟高居所有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就业、环保等）的首位。

　　其实，早在几年前许多有识之士就曾鲜明地指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溯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除了我国人口多（当然病人也多），医疗网点和医护队伍相对缺少这些客观原因之外，主要是医疗改革的主导思想出现了某种偏差，财政投入不足。同时，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也存在着障碍和尚未打通的“瓶颈”。所有这些，都使医疗卫生这一关乎公众健康的、原本属于“公益性”的事业，处处流露出“市场化”的取向，出现了诸如“以药养医”，允许医院进行医疗器械、药物的加价等等变相出售公共资源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所承载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的社会责任，也就只能屈从于它的经济效益，而人们所说的公益性势必日益淡化和日趋矮化。正因如此，“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医改方案才会立刻成为全社会最热门的话题。由于新的医改方案首次明确提出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

　　此次医改的基本目标是在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它的核心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束以药养医的收益管道，降低群众个人支付比例，使广大公众看病更方便、看病有保障、看病少花钱。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的价值取向，都显现出一个责任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负责形象，也都会有效地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本质特征——公益性。无疑，回归公益，成了公众与舆论对新医改方案热议、热赞当然也是热盼的聚焦点。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个面向困难家庭、面向低收入人群、面向基层社区、面向农村的新医改方案的成败得失，也将会以是否提供了对公民均等化的基本服务为评判标准。

　　遗憾的是，在社会公众充分注意到新医改方案的回归公益、确保公益这些可贵的内容的同时，却似乎忽视了在这个方案中还包括着另外一种同样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它同样在鼓励各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探索和尝试，同样在努力摸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改革之路。

　　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改革之路包括建立城乡既相同又有差别的医疗救助体系和制度，包括社区与大中医院如何协调共同发展，包括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共存状况的互补与矛盾，包括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经营运作的规定和监管，包括作为社会成本的医疗费用在国家GDP中所占比例问题，包括公立医院补偿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后的实施标准，当然也包括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可从事多点执业这样一些看似细微却关联度既广且深的操作难题。

　　从这些探索内容看，我们可以“发现”：新医改的公益性回归并不是向计划经济时代的倒退，而是在尝试着走一条既非纯粹市场化又非单纯国家全包的路子。这条医改之路有改革开放的投影，也有我国国情国家财力的投影，它是我国各种力量平衡与诉求的一种叠加，是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出现的一种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尝试。这种尝试与国际上在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的“混合福利”思路有几分暗合。广义地说，这种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的探索，是公平与效益间的游走，也是和谐与活力间的平衡，更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掂量与思考。因此笔者坦言：如果新医改能够成功或比较成功，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作为社会进步与和谐“安全阀”的其他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制度也一定能够建立起来！这是民之福祉，也将是国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