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没有人知道这个病人的家属为什么会闹的这么凶。

　　我在澳大利亚接到夫人打来的电话，说医院希望我早点回来，因为有一个病人家属在医务处、院办大闹，说我们把病人“治死”了。因为病人死的那天是我当班，所有人都希望从我这里知道一些真像，但此时我在大洋彼岸。其实会议也只有3天。

　　我回来了，好像全院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每个人对我都非常关心，有提醒我小心点儿的，有告诉我家属怎么“不是东西”的。当然也有迫不及待地马上把我找去，一本正经的与我谈话，了解过程的医务处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被病人家属“逼疯”了。

　　当我把事实和大家说了以后，领导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从面上看，我们应当没有责任。但是，和我一样，大家不能理解家属的行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家属为什么要“闹”。认真的沟通是必要的，说明事实也是应该的。领导问我，“我们想和家属再好好沟通一下，你愿意到场吗（与其说是”愿意“，倒不如说”敢不敢“）？”我说：“没问题。”因为我问心无愧…

　　这是一个40多岁的支气管哮喘病人，自幼得病，频繁发作。此次因严重哮喘发作来到急诊科，并因为病情危重进入了抢救室。

　　我接诊了病人。在详细了解病人的病情和进行查体后，我也了解了病人的用药情况，包括平时的用药以及每次紧急发作时的用药。病人及家属告诉我，每次发作用肾上腺素非常管用，从来没有使用过激素。

　　尊重病人和家属的意见，我们还是首先使用了肾上腺素。支气管哮喘是一个精神依赖性的疾病，当病人信任医生和药物时，他的情绪会放松下来，这可以部分减轻由于紧张、焦虑而引起的症状，有利于支气管痉挛的缓解。相反，如果病人不相信你或者药物，他的烦躁完全可以抵消你的药物治疗效果。

　　但是，肾上腺素只是我们众多治疗药物之一，我们还有氨茶碱、皮质激素，甚至必要时，我们还需要进行镇静、人工通气。对于这些选项，家属和病人只认可了氨茶碱，其他几项均表示拒绝。但是，医务工作者都知道，这后两项才是真正救急、救命的手段。

　　一天下来，我该下班了。病人的病情在低层次上保持“稳定”——生命体征平稳，喘憋情况稍加改善。

　　第三天，我上班再次看到病人，情况已经发生了恶化。病人的喘憋明显加重，呼吸急促而费力，眼睛充血、水肿，全身湿冷，心率140次/分钟。监护仪上的各种数字都显示出了异常，而监护仪频繁的报警也在刺激着病人、家属，包括医护人员的敏感的神经。

　　怎么会这样？！交班医生无奈地说，“没办法，病人和家属什么药的不用，只打肾上腺素。我们说已经超量了，家属不干，签字也要打。”

　　我算了一下病人使用肾上腺素的总量，已经达到了16支之多。而在后来的用药时间点，都有家属亲笔签字，并写着“我们强烈要求……，后果自负”的字样。

　　这样下去是要命的！肾上腺素是一种可以使心跳加快、血压上升、支气管扩张的药物，对于哮喘的病人是有效的。但并不是剂量越大，效果越好。更何况，是药三分毒，它有有效的一面，就一定有不利的一面。而肾上腺素的不利的一面恰恰是使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当我们心脏停止时，我们主要的抢救药物就是肾上腺素。

　　不能再用了。我再次与家属谈话，强烈要求停止使用肾上腺素，而改用糖皮质激素。我的建议再次被家属否定，因为他们听说糖皮质激素可以使人发胖，可以引起感染。使用呼吸机的建议也再次被拒绝，因为病人会“难受”。

　　还有什么办法？雾化？！可以尝试。当年Jet雾化的方式还没有被普及，多数医院采用超声雾化的方法，而使用超声雾化就必须中断氧气吸入，这个病人是完全不能耐受的。关键时刻，我想到了一个做医疗器械的朋友，我打了电话给他需求帮助——用最短时间帮我找到能够保证吸氧的雾化装置。中午十二点半，我们科第一个Jet雾化器被送来了，这个病人也成为协和医院急诊科科第一个使用这个装置进行治疗的病人。

　　病人病情稍微稳定了一点儿，但心跳持续在140～150次/分（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午三点，病人的病情再次恶化，监护仪显示的数字让人感觉不安：心跳160次/分、血压 80/30mmHg、呼吸 39次/分、氧饱和度81%.而病人的喘憋再次加重。用药物治疗已经走到极点了，即使使用激素，现在也来不及了。使用机械通气（呼吸机）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家属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病人的心率开始下降，血压下降。家属也有点儿坐不住了，主动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手段。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唯一的手段：插管，上呼吸机。

　　但是，病人并没有给我们机会，就在我们商讨的时候，监护仪发出了刺耳的长音——病人呼吸、心跳停止。我们赶快回到病人身边，这时候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心脏按压、紧急气管插管，上呼吸机。问题是，我们赖以抢救心脏骤停的药物——肾上腺素，在这个病人身上已经不可能再有效果，他体内的肾上腺素浓度不知道要高于我们常规抢救用药的多少倍。

　　病人终于没有抢救过来。家属不理解。其实，我们也不理解。

　　随后的一幕就出现了。第二天，我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而病人家属则来到医院“讨说法”。

　　医务处、院办、急诊科……能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他们指着医院领导的鼻子骂街；把医务处长的水杯扔到了窗外……

　　面对这样的家属，我要和他们“对簿公堂”。所有人都来安慰我，好像我马上就要奔赴刑场。

　　对面坐着四个病人家属，夫人和另外三位亲属。据说那三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医院这方面也派出了两名医务处领导、急诊科主任和我。

　　现场的气氛极其凝重。医务处领导为了缓和气氛，故作轻松地说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然后就让家属说说他们对治疗的看法和意见。一个年长的家属从兜里掏出了一张A4纸（足以见他们准备的充分），开始从头悉数他们认为我的过错。我认真地听着，从头至尾没有说话。他们说的过程我很熟悉：包括上班打电话、脱岗、不给用药，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我那天为了找到肾上腺素、激素和呼吸机以外的治疗手段，我们想了多少办法，跑了多少腿，找了多少人。当然，为了让病人能够接受其他药物治疗和使用呼吸支持，我们费了多少口舌，他们清楚，他们也不会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答，似乎问题都清楚了。医务处领导建议和负责的家属及病人夫人单独谈谈。

　　我好像被放在审判席上，等候宣判了。

　　十几分钟以后，出去的几位回到了现场。看得出来，他们交流的结果，病人家属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失望的表情告诉了我结果。医务处领导郑重地说，“根据今天的交流，我们弄清楚了很多当时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医生没有责任。如果家属还有异议，可以通过医疗鉴定或司法鉴定来进一步解决。”

　　我如释重负，终于还我清白。当然，这还只是第一步。唉，当医生真烦！

　　听到这话，家属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知道结果。正当我觉得我可以走了，其中的一个家属说，“我能再说几句吗？”当然不能不让人家说话。

　　“协和医院是中国最好的医院，是中国医疗的领头羊，这里培养出了张孝骞、林巧稚等众多的医学大家……。但是，协和医院也有败类……。

　　我就知道前面是铺垫，当然“败类”就是指我。我想说，但我还是把嘴闭上了。

　　他开始的声音是慷慨的、激烈的，对面对我静静的聆听，他的声音也渐渐变得低弱，直至停止。

　　十几秒中的安静，好像过了一年。当我（包括我们所有人）确定他已经没有要说的了，我轻轻地问他，“您说完了吗？”“说完了。”他说。

　　我转头问医务处领导：“我可以走了吗？”

　　领导马上说：“走吧，走吧。”

　　我从屋里面走了出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后来见到领导，她说：“那天特别怕我再和家属打起来。”我说，“我为什么打？就因为他说我是‘败类’？你们已经说我没有责任了，这才是我需要的。”

　　这是我从医以来唯一的一次和病人家属“打架”。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当我回到科里，曾经和我搭班的护士满脸疑惑地对我说：“那天你对他们家那么好，我还以为是你的亲戚、朋友哪。”我无语……

　　此后，家属没有再来，也没有走鉴定和司法程序，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为什么会演出这样一出戏，我们也没有搞清楚。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钱，也有人说病人哮喘发作是孩子给气的，现在病人死了，怕孩子心理压力大，想转嫁矛盾。谁知道哪。病人走了，我们也觉得惋惜。

　　唉，虽然当时烦，但我依然做着医生。我想说的是：其实他们没有尊重一个基本事实——医生和病人（家属）的知识就是不对称的，你到医院的目的就是要医生帮你拿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