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给医生涨工资行不通 医生价值该由市场确定

　　庄一强：以药养医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指标，还需要深入的改革和配套措施。取消以药养医最根本在于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后面的问题自然能解决。打破垄断后，它会有一定的标杆效应。

　　此外，在香港，医生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比如说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一年的学生和香港大学商学院同时毕业的学生。商学院毕业的基本工资是一万块钱，医学院的毕业生出来第一年也是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工资大概是三万块。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商学院的三倍。如果我们的医生可以是商学院的两倍或者是一倍，这样的医生社会地位就提高了。另外，香港是医生一旦被发现拿回扣，就要开除。吊销执照很不划算，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没有了，合法收入也没有了。

　　熊先军：医生的工资都翻几倍，这当然好，医生也高兴。但这种工资调整办法是行政化的决定，不是竞争性的结果。技术好的医生和差的医生、工作积极的和不积极的医生都翻番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庄一强：如果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剩下的40%-50%是私立医院的话，医生可以自由流动。到公立医院拿三万，到私立医院拿六万的话，他就辞职过来了，价钱会随着市场变。

　　刘国恩：如果想要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能够针对市场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节的话，那就必须回到一个核心主题：公立医院的定位。目前公立医院的定位是事业单位，这样它就在体制上很难合法、合理的根据市场条件变化调整医务人员的收入分配，从而导致了若干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乱象，包括过渡医疗和走穴等所为的“顽疾”现象。我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看法和大家讨论。针对现有近两万家的公立医院，很多人也认同应该进行部分的改制，保留一部分继续政府主导，改制一部分让市场调节。这里涉及到两大问题，一个是保留的类型，一个是保留的数量。关于类型问题，政府的原则应该是“保强的，放弱的”还是“保弱的，放强的”？计划经济的主导思想一定是前者，市场经济的主导思想一定是后者，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强调政府的作用应该是“补差的位”，而非去“抢好的位”，这样才可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政府行政的各自作用和优势。

　　关于数量问题，重要的是根据“放”之目的来推进这个工作，客观自然形成这个划分。我想放飞的根本目的是让他们飞得更高、更好，而不是相反。其次，放飞的市场群体越大，对保留部分的管理和工资待遇才更有参照意义。对保留的公立医院而言，行政主导和财政预算的管理特点一定很强，工资、福利待遇如何合理确立？试想，如果没有足够规模的医疗市场基础，行政部门参照什么标准确定体制内医务人员的合理工资水平？提高当前工资的两倍，五倍，十倍，哪个合理？没有基础，有些人还试图去给政府算个“合理”倍数，这样一个缺乏市场基础的倍数即使靠行政定下来，我估计也注定是两边都不讨好，更严重的是，其他事业单位人员又如何安身立命？最后还可能变成了和谐、安定问题。但如果有大部分医院社会化了，形成了具有规模影响的医疗市场基础，包括医生市场工资水平，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工资才可能根据市场标准合情合理的逐步确立和调整，因为是基于行业的市场基础确立的待遇标准，而不是行政决定的结果，我想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其他行业的事业单位人，大家才可能逐步适应和接受，从而更顺利的真正推进公立医院人员的工资改革，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里举个实际案例：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目前呈越年轻越高的趋势，特别是与市场联系紧密的经济与商学院校。一个新进的年轻助理教授的工资可能是20万美金，而一个老教授的工资可能是15万美金，为什么大家还能和睦共处呢？因为这个老教授很可能是多少年前过来的，当时的市场工资可能是五万美元，靠单位内的工资逐年增长相对缓慢。而新进的年轻教授的工资必须参照市场工资，否则招不到合适人选，因为市场选择，机会成本成了决定新进教授工资的关键因素。老教授当然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机会成本来提高工资，那得先出去再应聘回来，但就得因此承担因竞争不上岗的风险。在市场竞争和机会成本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大家都能接受其现实，和平共处。

　　熊先军：在北京密云某一个山区里，在一些边远贫困的地方，政府给大夫多高的工资，我看都没有多少人反对，你把那里的医生当做公务员也没有人会反对。台湾的部分离岛、高山，也有一千多居民，但那里需要一个医疗机构，没有社会。政府就建议各公立诊所，聘一两个医务人员在那守着，政府发工资，搞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他们还搞了一个IDS计划，因为这两个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晚上不值班，但晚上有个急事怎么办？因此，医疗保险对医生晚上值班再给补助。这些医生最后拿的钱比公务员还高。同时，为了使高山离岛的居民得到专科服务，政府鼓励各大医疗机构里医生到哪些地方去巡诊，巡诊一天医保就给补助多少钱。所以他们有很多专科医生愿意跑到高山离岛去，既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自己的名声，也为所在的医院扩大了病员。政府的定位非常清楚。

　　朱恒鹏：争论医生的工资高低没有意义。你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是由患者和医生共同作用的结果，叫“价格发现”。在一个足够大的市场里，医生有择业权，一个医生在市场上年薪八万，我让他到岛上去最少也要十二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发现价格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保障基本民生，政府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大大缩减。只有参照市场标准，给出合理的薪金，有的医生才会来。

　　我们国家是市场化不足。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公立医院市场化运作，医生的实际工资不低，但我们没有让它透明化。半市场化的结果就是一个医生的基本工资是三千八，但灰色收入可能达到七八十万。如果我们20%的医院是公立，80%的是民营，这个价格发现机制就形成了。这才叫市场化，我们现在是市场化不足。

　　刘国恩：用行政手段定价格，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价格本是反映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供需状况的指标，因此压根就应该是经由市场交换双方来决定，最为公平和有效。（搜狐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