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权威，只有在正常的医治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得以保证，脱离这一关系，即使是神医，也不过一介平民，在权力或是暴力之下，脆弱得不堪一击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记载着一个许多人已耳熟能详的故事：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

　　在流传的另外几个版本里，故事的主角之一被换成了较为无名的蔡桓侯或晋桓侯。用小人之心揣测一下，或许是叙述者不相信，一个曾经重用管仲、称霸春秋的一代明君，居然会犯下如此愚蠢的讳疾忌医的错误。而根据史学家考证，故事里的齐桓侯，其实是战国时的另一位齐桓侯田午，而非春秋时代的公子小白。关于扁鹊的众多故事，其性质更接近于寓言而非史实。

　　然而，如果将错就错，换一个角度审视司马迁笔下的这个故事，或许对理解当下的医患危机更有意义。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扁鹊是那个时代顶尖的医生：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都拿手，会针灸，也懂医理药理。到齐国之前，刚救活了暴毙的虢国太子，正是名气最盛之时。这样一位名医，邂逅一位以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著称的明主，没有发生“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韵事，却以一个逃走、一个病死为结局，不能不说是一场双输的悲剧。恐怕不会有医生将病人的死亡作为自己的胜利，不管对方是多么咎由自取。在这一古老的医患关系中，没有人是赢家，所有人都受到伤害，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悲剧？传统的解读中，当然是身为患者的齐桓侯的傲慢与无知。但是，细察之下，身为医者的扁鹊，未尝没有可责备之处：初次见面便做诊断，有交浅言深之嫌；殿堂之上直指病症，不顾及患者的隐私和周遭情势；被拒绝后，没有采取更委婉的方式再次进言，而是坚持旧有做法。所有这一切，使得扁鹊自始至终都未能赢得齐桓侯的信任。从“不悦”到“不应”，到最后令扁鹊“望见而退走”，可以想象齐桓侯当时脸上的阴晴变化。“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无请的原因，未必全部在于病情的“虽司命无奈之何”——毕竟扁鹊之前在虢国，面对已然气绝的太子，也曾放手一试。但在如此缺乏信任的基础之上，面对因为病情变重而增加的治疗失败风险，扁鹊为求自保，只好走为上计。说到底，医生的权威，只有在正常的医治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得以保证，脱离这一关系，即使是神医，也不过一介平民，在权力或是暴力之下，脆弱得不堪一击。

　　身为游医的扁鹊，感觉大事不妙，大可一走了之。两千多年后，以医院为中心的现代医疗体系中，医生在面临类似情形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做出此种选择。作为一个生老病死密集发生之地，医院本身已具备社会学中“高压锅效应”产生的外部条件，加之中国几十年里医疗改革的失败、医疗服务公平性的下降、患者医疗负担大幅度的增加等特定因素重重叠加，强大的外部压力得不到合适出口释放的情况下，医生与病人，本应是站在同一战壕中向疾病这一共同敌人发起挑战的战友，却变成互不信任、互相质疑、互相倾轧的敌对双方。治疗，或不治疗，逐渐被理解成与医生的“利益”——而非患者的“利益”——密切相关，误解与冲突遂步步升级。

　　不过短短两三个月中，媒体上，已见“八毛门”、“录音门”以及各种门轮番上演，北京同仁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和广东潮州男科医院，更是成为刀光血影的暴力现场。作为这些热点事件的背景，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从2002年开始，医疗纠纷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殴打、威胁和辱骂医务人员的情况。能查找到的源自卫生部的关于医院内暴力事件的公开数据最晚只到2006年，在那一年中，5500名医务工作者被患者及其家属打伤。而仅在2009年6月，全国便有20多位医生被愤怒的患者家属重伤或杀害。无怪一位医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医生是当下中国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倘或生在今日，扁鹊能保无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