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更为普遍，就在人人“关注”医疗、人人“关心”医改，整个社会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氛围的情况下，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医生的待遇问题，却成了上到政府，下到百姓都不愿意、也没有兴趣谈及的话题。而本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医疗政策板块，就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阐述美国医疗改革大背景下的医生支付政策的变迁，以及未来可能的趋势。文章的作者来自Center for Studying Health System Change的主席，Paul B. Ginsburg博士。作为政策的直接研究与决策研究者，让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一看医生待遇的评估问题。

　　在美国，医生的待遇有着一系列立法支持的核算方法，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也有着一个变革的过程。在美国，一个叫做CMS（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的机构掌控着医生收入的分配方式，有点类似于咱们国家发改委的性质？而这一分配方式，则是通过经济学与医学诸多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并提交国会制定的统一原则。从最初的基于RBRVS（resource-based relative-value scale）的MPFS（Medicare Physician Fee Schedule），到后来根据SGR（sustainable growth rate）进行调整，如今又面临着ACA（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法案提出之后带来的挑战。所有的规则都经过了严密的调研与考察，虽然我们身处医疗行业，可以不对这些卫生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有所不知，但对于一项制度的评估，我们应该认为，有理由和对待学术一样，严格的有理可依，有据可循。

　　的确，中国在进行医疗改革，美国也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而且说实话，目前来看，二者的进度都不算太顺利。但二者的确有一点很大的不同。美国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与卫生经济学专家，都认为合理的改革医生及医疗行为的支付方式，是从根本上改善医疗质量以及控制医疗支出的最好方式。

　　而中国目前的政策，说得偏激一点，似乎是通过将矛盾转嫁、转移公众视线的方式，一方面大打“医改热”带来的效应，另一方面冲淡政府无作为的社会影响。因为我们通过简单的搜索引擎就可以看到，针对医生医疗行为的绩效考核及收入分配的研究，在中国几乎为零。而我们的医院，也实行着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收费标准，一个行医几十年的主任医师，挂号费也只有十四元，而在显微镜下辛苦数了半天的细胞计数，也不过几元钱。这又怎能不导致一部分药费和仪器检查费用增高，毕竟医生也是人，医生同样需要生存。

　　除此之外，美国国会经过了诸多努力之后，最终还是将医师收入的问题交给了美国的医师协会，并通过专业、客观的大规模调查，对不同专业的诊疗费用标准进行了评估核算。如何才能更好的体现医生的价值，而不是通过那些药品，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更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提出一个什么“药事服务费”、或是 “取消药品加成”等等口号式的政策，而没有实际可行的操作方式就可以简单解决的。相信，这一点也应该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制定者们借鉴的一点，把这些问题真正交给有能力的人来研究。

　　每次谈到医疗改革的问题，总会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医疗行业和环境，的确是在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行进着的。只是希望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百姓、患者、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一道，从一个更加全面、合理的方式来看待每一个小问题，并逐步通过科学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在这其中，政府相关部门，尤其应该加紧与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从行动中，而不是口号上尽快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毕竟，医生也是人，也需要考虑很多自身的问题。有些时候，往往是更多的非医疗的因素，造成了临床的低效，而受害的，终究还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