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首老歌，名字叫“借我一点爱”。歌词写道：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好让我向寒冷买点温暖……。借用了歌名作本节的题目，不过把“借”字改成了“给”，于是，便有了一点索取后想长期留下的意思。

　　回首人类医学发展所留下的痕迹，我们会清楚的发现，它每每前进一小步，人类都会为之付出大量的艰辛劳动，这前进的一小步又给人类带来多少无穷尽的欢乐与幸福。但是，任何事情好象总是还有着它相对应的另一面，医学也同样如此。人们在尽情享受着医学带来的欢笑的同时，也感到了医学似乎丢失了点什么……。

　　就拿我们在医院里已经平凡得再也不能平凡听诊来说，这几乎是现在的医者们在对病者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天天都要用到的诊断方式。

　　随着医学的发展，它给巫术伴舞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也随之开始进入了一个摒弃了神与迷信的新纪元。但是，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医者对疾病的诊断方式并没有一个质的改变，还完全是靠以往的经验与主观的臆断。直到1761年，老维也纳派最著名的内科医生莱奥？冯？奥恩布鲁格（Leopold von Auenbrugger，1722-1809）发明了通过扣击人体表面以后，身体发出的声音变化来判断疾病的“扣诊”以后，人类才开始对体内的声音变化与疾病结合起来，疾病诊断的另一重要方式——“听诊”也随之而兴起。人们对机体与疾病的认识也由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开始的“听诊”是个什么样子呢？

　　医者们没有其它可以利用的工具，他们面对每一位病者，都要俯下身去，将带着自己体温的双耳紧紧地贴在病者的胸前，去倾听、去感受病者体内发出的声音。此时，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这样的一幅画面：医者与病者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相互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但是，这种听诊方法的准确性却大打折扣，效果的确也不是十分明显。就象听诊器的发明者——19世纪法国著名医学家拉埃内克所描述的那样“（这种）老方法不但无效，也很不方便”。于是，如何更有效果和更准确地听出病者体内声音变化，成为了困扰着拉埃内克的一个问题。很偶然的一次，使他获得了“灵感”，由此一项医学史上很堪称伟大的发明出现了。那是拉埃内克有一天在罗浮宫广场散步的时侯，几个孩子再玩一种将耳朵贴在木棍上，敲击木棍的另一端传声音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拉埃内克得到了启发。第二天，他便开始尝试着用一个纸筒作为介质，来听病者的心脏，他听到的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更加清楚的心音，这个结果另他兴奋异常。接下来，他便用木头做成了第一个漏斗状的“听诊器”。由此，开始医者在给病才听诊的时侯，不再是直接的用自己双耳贴在病者身上，取而代之则是连接医者与病者的介质——听诊器。

　　听诊器的出现，使得病者体内因疾病而发生的声音的变化，更容易、更清楚地让医者捕捉，医者也凭此而更准确地对疾病作出诊断。但是，自觉不自觉得我们也感到，听诊器的出现，它拉开了医者与病者的距离。这种感觉在拥有各式各样、直接与病者接触的辅助仪器的医疗机构里，近几年来尤为明显。冰冷、无言、无表情的仪器，好象成为了医者与病者之间一个更大的“听诊器”。许许多多的病者相互拥挤在这些医疗机构里，接受各种类型、不同分科的先进仪器的检查与治疗，就好象进入了一条设备齐全诊疗疾病的“流水线”。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的仪器与设备替代了医者的耳闻与触摸，它们的发明与临床应用，多了些准确与效果，拉近了医者与疾病，却少了些温情与体贴，疏远了医者与病者。人们在尽情享受着现代医学种种优越的时侯，却也无不在回味着医者与病者的那种古老的自然关系的余温。毕竟医学面对的是一个有血有肉还有丰富情感和心理的人，而非是一架毫无生命感的机器。随着近年来人文意识的提升，人们也开始要求有更多的人文意识注入医学，“人文医学”也似乎成为了人们对医学的一个期待。随变翻开一些报刊杂志，类似的文章，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就近这三、四年以来，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愈演愈烈，“给病者多一点人文关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现代医学，拥有着更多先进仪器与设备作为自己的“武装”。医者们也越来越多的依赖这些“武装”诊断与治疗疾病。不可否认，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的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水平。但是，近几十年以来，人们也逐渐发现，随着医学的迅猛发展，医疗条件的不断提升，冰冷的仪器替代了温情的触摸，医者与病者的对话也越来越少。

　　人们在享受着现代医学带来的健康保障，体验着因为现代医学而异常强烈的生命感的时侯，也开始了对医学人文的拷问与思考。

　　就象一直从事于医学人文方面研究的学者王一方先生所说的那样：“病人的世界被漠视、被歪曲，仿佛医学服务的对象不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是借着病人躯体而来的那个病理过程。于是，许多病人怀念起百年前技术尚不发达的温情时代，其实，这不是正确的选择，技术本身无错，知识也无错，错在技术与知识的运用之中缺乏人性的缀连，缺乏生命感的滋润，也就是说缺乏医学人文学的眷顾。在中国，现代医学的蛮性在于缺少爱与智，知识的攀援与技术的操练才显得十分的匠气。”

　　是的，对于病者来说，现代医学的确存在着人文关怀的缺失。但是，对于医者们来说呢？透过目前他们执业现状来看，透过那些被打伤、被杀害、被辱骂的医者们的面孔来反思一下，我们同样是否也应该发出缺少人文意识的感慨呢？答案是肯定的，医者们也是需要社会给予一种充满人性温情的人文关怀。

　　曾在《健康报》上看道一则图片新闻，说的是南方某市有一家酒店式医院正式挂牌开张。图片上有几位病者正昂首走进医院门诊大厅，门口两侧则是由十几位头戴燕尾帽、身着护士服的护士小姐，恭敬地、微笑着、向每一位走进大厅的人弯着近乎九十度的腰。

　　在市场经济调节下，任何有市场的东西就会迎合市场而存在，似乎正在验证黑格尔的那句话：存在即合理。在病者对医疗服务普遍不满意的情况下，努力改善服务水平，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病者都感受到医疗服务的温情本来无可厚非，并且这也是适应市场参与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看着这则图片新闻，身为医者的我不仅感到这家医院的做法是否有点“过”了，甚至有了一点哗众取宠的味道。酒店与医院，两者有其相同的一面，都是为一定的人群对象提供相应的服务项目；但是从服务本质上来说，酒店有酒店的服务特性，医院却又有医院的服务特性，两者似乎又不完全苟同。当一位医者与病者面对面的时侯，病者看到的一般都是医者的人文服务如何；医者对自己是否认真等表象上东西。而这些往往也成为病者衡量一位医者“好坏”的标尺。其实，人文服务在医者对病者总体服务中也只是占到一部分份额而不是全部。一位医者是否合格，除了其对病者的人文服务外，最重要的还是其是否能为病者提供正确的医疗服务。因为，毕竟病者需要的是通过医者来为其抗击疾病。可是这一点却往往不是能够最直接表现出来的。

　　“医者对病人的同情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这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郎景和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此我还想引用美国医学界对医者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最危险的医生是很慈祥的握着病人的手，却为他一再做出错误决定的人。

　　曾在媒体上看到某医院为了能够让病者满意，同时也为了安抚医者，维护医院声誉，还专门为医者们设立了一个“委屈奖”。当该院一位从医20多年的资深护士，在受到了病者无理伤害后，领取这份“委屈奖”时，她丝毫没有一点高兴，却流下了泪水。这泪水，我想饱含着她作为一名白衣人的委屈，也蕴含着她的职业与人格的尊严。年近五十的北京市急救中心的护士贾薇在被一名病者家属殴打致伤后，也非常伤心。面对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干护士工作三十多年了，急救工作是窗口服务，必须对病人负责，我一直这么要求自己。当天那名醉酒的男子这么打我，我们在他没交钱的情况下，仍然为他妻子做了CT检查和治疗。急救工作非常辛苦，希望社会理解。我们的要求不高，但起码应有人身安全。”

　　看完听完以后，为医的我不觉心酸。

　　诚然，病者在就医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医者帮助与救助的。病者在疾病与医学面前显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医者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但是，从现在医者的执业环境与越来越多医者被伤害的事实来看，其实医者又何尝不也同样是一个“弱势群体”呢？

　　不可否认，人个体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人类文明也就越来越得到凸现。被技术化掩盖住了的医学，其人文意识又在逐步苏醒。而当我们从第三者角度来客观地审视医者的时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要给医者们也多一些人文关怀了。

　　此时，不防将作者齐豫的一首名为《哭泣的骆驼》的诗，摘来与大家共享。诗中写道：

　　我背负着幸福，却追寻着痛苦。流浪，也许是爱你唯一的去路。我一心想付出，却忘记了收复。遗忘，也许是你对我最慈悲的祝福。生来温柔的双眸，连哭都被诅咒。没有泪，寂寞要怎么流。风沙吹的我睁不开眼睛，漆黑里走走停停。沙漠，连路都举棋不定。心是北极星，不问原因。……

　　帕斯卡尔曾经说过：我只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我想，今天的一些医者们也不正是帕斯卡尔赞许的对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