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德昌医生，是我国重症医学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的加强医疗科（ICU）主任。来源于作者的博客：告别病房302  2011/6/17

　　家绮安排我在 2011-5-12上午出院。早晨，陈铭和刘淳赶到病房，先带走几只纸箱和带杆衣箱，坐上出租车，回芳园去了。孙红，郭瑾和几位ICU护士陪同我和家绮出西门，叫了另一辆出租车。把其他杂物包包，塞进后车箱。专门派了一位年轻人隨车护送，为在到家后帮我们搬运。想不到住院一年，竟在老五楼302病房堆积了那么多东西，包括书报、杂志、文稿和笔记本电脑。这架电脑体积小，简单，帮助我在住院后期写出两篇文章，发表在院刊，专业杂志和健康报上。我很高兴，自信已经恢复阅读和写作能力。一小队人马，浩浩荡荡，恰似马蚁搬家。估计我的腿部肌肉和心脏尚无力承受较长距离的行走，护士推来一辆轮椅。装束妥当，己是午后时光，

　　病房静悄悄。我回到窗前，沉默片刻。院子里，两株玉兰都长高了，周围绿叶更浓。春天景色，尽收眼帘，喜上心头。我终于能站起来，拉着家绮的手，跨出病房。这一小步恰是生死关头的一大步。协和医院和老5楼病房大夫和护士们救了我的命。协和综合实力，今番亲身领教。特别在关节眼上，当大夫的，判断正确，当机立断，真有扭转乾坤之力，但大夫也冒风险。在我行将离开病房的时刻，我必然想起感染科的S大夫和H大夫，想起那段戏剧性过程。H大夫和我同年龄，她敢拍板。眼下她本人也住病房接受治疗。我脾气不好，住院日久，难免多唠叼，可能得罪了几位年轻的大夫和护士。他们很可能在想，别看此人自以为能舞文弄墨，为人并不怎么样。已经造成的印象，不是说几句道歉的话就能改变的。隨它去吧。一张折叠床，家绮陪伴着我，整整一年了。302病房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世界。我的好友T大夫，每次查房，总要郑重其事地声称：“没有你的夫人，你活不了”。他说的是实话。

　　2010年4月27日家绮着急，杜斌，催我入院，语气强硬。黄疸，贫血，消瘦，自知情况不妙。入院检查，证实严重贫血，粒细胞缺乏，（血小板正常）。当天下午在病房门上张贴两张小块金属牌，写明“隔离”和“谢绝探视”等字样。我感到愕然。从入院那天起，上午、下午甚至有的晚上，流水作业，连续检查。在病房里，每隔一段日子要做骨髓穿刺，先后做了三次。躺在转运的病床上，一个过道一亇过道地转悠着，仰面但见一段一段天花板飘移着滑向后方。虽然在医院工作多年，不知道各个专科有着如此名目繁多的检查室。CT检查室就有好几间，有的安装在地下层，迷宫似的，神秘兮兮。开门进去，检查床庞然大物占据中心位置。工作人员嘱咐完毕，退出，关上门，室内只剩我孤家寡人。检查床在自行移动。一只小小话筒发出温和的指令。就这一点，大夫和我保持着单向联系。要想和夫人说几句活，办不到。视野局限在我的正前方，还有天花板。科幻电影的导演们拍摄外星人飞行舱的镜头大概在这里取得灵感，很好玩。检查完毕，门打开。我被攙扶下床。工作人员的脸是平和的，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我无法窥测他们在想什么。夫人是本院大夫，她留在操作室莹屏前注视检查的全过程，听着大夫谨慎的说白。夫人的脸也是平和的，我无法窥测她在想什么。她向大夫致谢道别，语气亦平和。正式成图，写出书面报告，要等好几天。

　　我继续我的漫游。胃窥镜和结肠窥镜被安排在同一天，一前一后。那是另一番光景，空气比较活跃。内窥镜检查一律应用静脉麻醉。一打药就睡，一停药就醒，毫无痛苦的记忆，消除了病人对内窥镜的恐惧。麻醉科和消化科的两位‘长老’已经到场。我历次窥镜检查都由麻醉科Y大夫管理麻醉。此次胃窥镜检查由消化科老主任L大夫亲自操作。我正和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不要没打麻药，就给我插管。”话没说到一半，魂已不能自主。壹个月后某一天，再次回CT室复查，发现右侧胸腔大量积液，前所未有，播散很快。根据摄片，定位，在病房穿刺胸腔，送样本检验。几天后重返CT室，分别在一个大腔和两个小腔内留置导管引流，煞是花功夫。在决定胃肠营养支持治疗后，又去CT室。要把导管置入空肠，不容易。自我感覚，检查床上一小时，世上已千年。放射科主住面带微笑，注视着莹屏所示图象的变化，指导着年轻大夫插管，一边对我尽说鼓励的话，让我和术者配合好。

　　回想50年前在上海原广慈医院凭X线胸片，胸腔积液定位不准。穿刺针头粗，痛。忙了半天，没有抽出积液。那年支气管镜检查，用的是金属制、直统式硬管。静脉麻醉也是浅麻醉，不如今天平稳，当时由该院麻醉科主任亲自操作。据说插管检查过程中，我拚命挣扎，一时大家确不准我是否被麻翻。事后咽喉痛好些时日。那是1959年的故事。麻醉科主任L大夫，一位和善的老师，给我送来一盆兔子花，放在外走廊一张小园桌上，对着我病房敞开的门。粉红色的花朶，在阳光下绽放，背景是绿色大草地。我把检查带来的痛苦淡忘了。领导上要送我去疗养院，我拒绝，说：“你们不要把我当豚鼠关起来”。年轻时候，爱说话不用大脑。那年大炼钢铁狂热过后，紧接着三年‘自然災害’，全国物资供应匮乏。我病后膳食按小灶规格，保证适量肉食，经医院党委特批，还专门向我所在科室全体会议宣布。大家路过，看我在吃饭，对着我俏皮地微笑，或者退避三舍。现在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依然想念当年的年轻伙伴和老师们。今天我罹患重病，短短一周内，轮番接受多种检查，效率高、干净利索。给我的服务是优惠级的。周围是另一代年轻人和老师。医疗仪器果然能发图象，出数据，我需要人们的关心。50年来，改变很大。让做大夫的人去生病，可以像病人一样，观察医院中的生活现实。平时身在卢山中，有好多事习以为常，被忽略了，视而不见。纵览今昔，很有意思。

　　负责治疗的W大夫告诉我入院诊断是“获得性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悪性肿瘤可以排除。亦喜亦优。谁都知道，一旦与免疫功能障碍挂上钩，问题显得棘手。W大夫感到压力。然而，每当治疗组内，对溶血的诊断或者治疗，意见分岐的时刻，他自能冷静应对，寻找比较合理的方案，注意资深大夫的积极性。他颇有绅士风度，也很幽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生的病并非不治之症，但是难治之症。”大夫说老实话，可以赢得病人的信任，也可以唤起病人的自信。‘难治’不是‘不治’，给我留下希望。苐一个月，免疫抑制剂治疗不奏效。每周输入洗涤红细胞不下于3次，每次输入400毫升，血红蛋白勉强维持7克/升，最低降至4克。浑身乏力，不能依靠自身用力，仰卧起坐。血液科全体出动，参加查房。我被婉言告知，一个人能够接受红细胞的输入总量是有限度的。此时我已输入6000多亳升，溶血没有放慢进度。溶血原因不明。胃肠功能支撑不住，我为腹泻而苦恼。更多的专科，感染科、心内科、呼吸科、消化科，放射科，营养科等先后被卷了进来。我一度感到死亡临迫，全身支撑不了。可供选择的医疗方案不多。医疗组的大夫们无疑感到困惑，但是没有轻言放弃。在诸多临床表现中，他们敏锐地抓住了结核病爆发这一点，当机立断，开始抗结核治疗。与此同时，在家中卧病的张之南老师，亲自打电话，提示要格外注意结核病引发急性溶血的可能。经上网搜索，发现全世界报导由播散性结核引起溶血者至今只有10例。我曾在1960年代初罹患结核性胸膜炎，想不到小小结核杆菌潜伏40余年后，竞然以相当隐蔽方式向全身免疫系统发难。抗结核治疗使溶血从根本上缓解。戏剧性的转折！我钦佩大夫们的认真和勇气。

　　这是我有生以来，苐一次如此贴近死亡。浑身上下，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的组织，各个细胞，都在呻吟，不堪生命的重负。与死亡近距离，我产生恐惧感了吗？理论上，不至于。生与死，一个人无法自已作主。当然，没有达到期限，我不想提前离去。人世间的笑声，实惠。天堂里的笑声，虚幻。我没有意愿做最后的忏悔。我有缺点或错误，但我没有罪孽。我不想宽恕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没有怨恨，因为我没有仇敌。我的一生可以说得上举动荆棘。然而，劫难临头，并非我的过错。我没有被击倒，不是因为我生性坚强。忍耐和靭性是迫出来的。我的一玍也有平步青云的好时光。有那么几位老师们和亲朋好友们，在不同关键时期，给我引导、告诫和教育。对他们我怀有感恩之心。命运对我是公正的。

　　（注解：杜斌医生：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MICU），是陈德昌医生的学生，我国重症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张之南医生：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病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