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药代表到药房医生再到开处方的大夫，药品回扣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医院院长都很难查出来。”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医师李佩文说，人们都意识到药品回扣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却很少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则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究其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董协良委员直言，“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医院如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了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由于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违背了价值规律，导致很多医生开“大处方”，从药品回扣中进行补偿。“让医生自己找食吃，难免不生出事情来。”

　　如何从根本上确保患者利益不受损？董协良委员建议从4点着手：引入第三方监管，设立医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应由独立于医院的医政部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部门等第三方监督；通畅患者投诉渠道，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对规范处方亦起着关键作用；启动“阳光用药”监控体系建设，加大中间流通环节的监控，实现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医生开方用药、药品使用的规范化、数据化和网络化，并通过电子监察系统，对医生用药情况进行实时在线跟踪监控；用“标准化治疗”遏制大处方。

　　陈重华委员也给出建议，各医院应开展反商业贿赂行动，严惩行贿者。同时，应让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限期在各级医疗机构组建专门的医院药事与治疗委员会，负责制定和不断完善医院的药品处方集，以减少医生处方的随意裁量权，并配以主要药品以通用名处方等措施，给患者知情权，从技术上减少回扣的可能性。此外，在遏制回扣、控制费用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不可避免地会减少，这就需要财政、医保等多渠道有更多的补偿机制，比如，将医保从中获益的一部分用于对医院的补偿。

　　今年两会前夕，对全国各地民众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30.1%的受访者期待，通过“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