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院士谈医患关系

        “我孩子要有个好歹，跟你没完!”这是儿科医生常听见的一句话。一边是家长抱怨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一边是儿童医院的超负荷运转，儿科医生的连轴转状态。其实，医生和家长都难，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今天，我们听听“中国小儿外科之父”、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张金哲教授怎么讲。91岁高龄的张院士希望用更高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医护工作者，而我们作为患者，同样需要充分理解并信任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他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给患者看好病，很累很辛苦，只有医患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我们的医患关系才能真正迎来春天。

　　上世纪40年代，柯氏外科学的扉页上，大字印着：先交朋友，再做手术。

　　上世纪60年代，我跟着医疗队下乡。晚上住在患者家里。孩子哭，妈妈就吓唬孩子“大夫在对面呢，再哭，大夫就来了”。我小时候哭闹，妈妈是吓唬我“马猴来了”，现在大夫代替了马猴。

　　香港的医生给孩子打针前，用浸有麻药的胶布贴在要打针的地方，20分钟之后，再打针就不疼了。

　　1982年我在美国看到腹部术后患儿每天用一份报纸把孩子从腋下到膝上裹紧，卷成一个硬棒，妈妈随便抱出晒太阳。我非常羡慕。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病人来了，必须得站起来，请病人坐，告诉病人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你有什么问题告诉我。

　　为什么觉得看病贵呢，很大的原因是对生命的看法有很大的学问。

　　举个例子，治疗癌症。这个药90%的治愈率，那个药95%的治愈率。疗效相差只有5%，但价格却至少差了1倍，更何况这5%的疗效区别，有多少意义呢？但人的心理却相差很大。

　　这主要是药品垄断造成的。跨国药企要赚钱，怕别人仿制，所以6个月就换代，6个月内必须把成本捞回，还要赚钱。因此药越来越贵，美国人也承受不了，奥巴马医改据说已经失败。

　　我念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40年代，柯氏外科学的扉页，大字印着“先交朋友，再做手术”。说明那时医患矛盾很深，而医生不重视交朋友解决问题。这是200年来西方医学受到生物医学观点的影响造成的后果。

　　所谓生物医学是相对人文医学而言。因为医学的科学证实都是以动物试验为根据，最后就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生理解剖都无问题，但是人还有人格心理社会心理都对疾病和生活有影响而被忽视。

　　这就是生物医学与人文医学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正式提出，至今残余影响仍很严重。特别是小儿，不会说话，不能合作，更像小动物。

　　此外，生物医学把妈妈看作的第三者，不是工作对象。因此儿科医生的观点更难转变。

　　生物医学观点的转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需要理解和等待。

　　上个世纪40年代英国的泰晤士报里面有两个漫画（详见2011-05-19第23版《儿童不是小动物》）。一个是小床，站着一个小孩在哭，旁边一个笼子，百灵鸟在唱歌。这是讽刺把孩子当小动物。还有一个，产科大夫倒提着孩子，医生口罩上一个红的小手印，标题是“嘴巴打得好”。这是讽刺大夫把孩子跟小鸡一样拎着，老百姓怒在心里。

　　我当刚大夫的时候，老师这么教，我也这样做。认为倒孩子用手抠出口内可能存在的血块，避免孩子误吸。这表明我也是受了那么多年生物医学的影响，我的老师同样也受的是生物医学教育。

　　没有孩子不怕大夫的。上世纪60年代，我下乡医疗。晚上住在患者家里。孩子哭，我们住对面屋，妈妈怕耽误我睡觉，就吓唬孩子“大夫在对面呢，再哭，大夫就来了”。我小时候哭闹，妈妈是吓唬我“马猴来了”，现在大夫代替了马猴。

　　在医生眼里孩子跟小鸡子、小兔子一样，在孩子眼里的大夫跟马猴一样，这就是医患关系人。你说这医患关系谁导致的？

　　没有孩子不怕打针的，因为疼嘛。生物医学的观点是良药苦口，打针哪有不疼的，手术更疼，要病人忍耐，病人的英文单词就是PATIENT（忍耐）。

　　这是司空见惯的，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上孩子痛苦地哭，妈妈心疼却不敢言。

　　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无痛外科，事实上，很多也是能解决的。

　　我前两年在香港，看到那里的医生这样给孩子打针：用浸有麻药的胶布贴在要打针的地方，20分钟之后，再打针就不疼了。

　　但是有些孩子不疼也哭，因为看了针害怕。所以，医生想了个办法，准备两块胶布，给孩子贴一张，给妈妈也贴一张。20分钟后揭下来，先给妈妈打，妈妈疼吗？不疼。孩子一看妈妈不疼，自己打，也不疼，自然就不会哭了。如果这样打针，孩子还哭，妈妈也知道不是痛，她就会设法哄孩子。

　　这么简单解决打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医院却不做呢？麻烦，贴上胶布，还得等20分钟。其实，这也不是问题，如果大家都是依这套程序来做，贴胶布和打针成为一种流水作业，根本也不耽误时间。

　　大夫要看伤口，原来用纱布包着伤口常常就被生生地扯开，可能又疼又出血，孩子使劲儿哭。妈妈要是提意见，医护人员还质问：你看不看病，不揭开怎么看！

　　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让药房配点止疼的，止血的，抗菌素，混配一起，用个小滴瓶装着，向伤口上包着的纱布滴药。摸着不疼了，纱布也泡软了，再揭就不疼了。但后来别人嫌麻烦，不愿意等着，再后来讲究正规化，不许医院自己配药，所以我这个自创的配药也被取消了。

　　百年来，小儿腹部大手术后常规医嘱为：重病监护，禁食减压，静脉点滴，频繁检测。

　　孩子术后睁眼看不到妈妈，不许吃、不许动，肚子上大伤口，任何搬动都使伤口痛。于是孩子在屋里哭，妈妈在门外掉眼泪。现在腹腔镜手术，打击小，术后反应小，可以请妈妈参与护理。禁食可以允许吃棒棒糖（成人常规吃口香糖），减压、点滴都有随身装置，伤口很小，小心抱起可以不痛。

　　1982年我在美国看到腹部术后患儿每天用一份报纸把孩子从腋下到膝上裹紧，卷成一个硬棒，妈妈随便抱出晒太阳。我非常羡慕，而我们当时一份人民日报才一张（即对开四版编辑注）。现在很多报纸也十多张了，照说也能利用了吧。但我们的护士不敢这么做，因为护理规范没有规定，一旦发生纠纷，没有根据。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很多，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要交朋友，互相尊重。

　　看病难、看病贵是医患矛盾的本质，然而现时急需解决的矛盾主要是态度问题。医患双方缺乏沟通，互不谅解，互不尊重。我国现实社会，医患之间，患为弱者，比较易受群众同情。

　　孩子生病，妈妈心急，交通不便，扶老携幼去医院，到医院手续繁杂、处处排队碰壁、三长两短，火冒三丈。

　　儿科医生十分忙碌，病儿日增，看病时间越来越短，候诊病人紧催，如果孩子不合作，妈妈抱怨，医生劳累，怨气冲天。在此基础上，尽管问题都不在医和患本人，但矛盾却在医患之间爆发了。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病人来了，必须得站起来，请病人坐，然后告诉病人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你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一直这样说，大家都不说了，我也不愿特殊。我也就不说了，而是写在了白大褂上，“外科张金哲”， 大大的字，我的每件白大褂上都是我自己写上去的。

　　现在虽然每位大夫都有胸牌，但上面的字很小，哪看得清？有些大夫护士的姓名还对患者保密，不告诉患者自己是谁，哪还有交朋友的诚意？

　　其实，患者虽然对大夫、对医院有意见，但还是愿意和医生交朋友。把命都交给你了，能不交朋友么？医生只要表示有一点好感，很容易协调。先交朋友，再做手术，本来就该这样的，还写教科书上。

　　因此现在亟需唤起医生，以白衣天使的姿态，同情爱护弱者，主动向患者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