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辐射是否对人体有害，研究历经近20年仍众说纷纭。除了科研水平的限制，通信行业、政府、研究机构之间的利益纠葛更是结论难产的原因。

　　始于“高度疑似致癌病例”的研究

　　伴随着争论，一系列疑似手机致癌的病例在全世界出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安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0年底，他们医院发现了中国第一个高度疑似手机致癌的病例。病人高频率使用模拟手机（大哥大）达8年，因是左手持机接听电话，而诱发左侧大脑大范围脑胶质细胞瘤，最终因治疗时机较晚而去世。

　　国外对手机辐射危害的最早研究起源于一个悲伤故事。1988年，美国妇女苏珊在使用手机7个月后，得了脑瘤，并且形状和位置与其使用的手机天线一致。

　　苏珊认为自己的脑癌是由手机辐射引起，因此，1992年4月，她将手机制造商、运营商、零售商一并告上法庭。一个月后，苏珊死于脑癌，事件停留在案前文书准备工作。苏珊的故事立刻引起全美性的手机恐慌，大通信公司的股票骤跌，手机订货者纷纷取消合同并退货。

　　最后，苏珊的案子因“切实可靠的科学证据不足”被驳回。

　　早在1994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华裔科学家HenryLai就用小白鼠实验，发现手机辐射能改变动物脑部DNA，受到辐射的DNA双螺旋结构裂成碎片并有新的有害物质生成其中。但类似的动物实验总能被反方以一句“动物与人类的细胞生理存在显著而复杂的差异，动物实验不足为据”驳回。

　　数起官司加上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使“证有方”有更高的曝光率。澳大利亚癌症兼神经外科专家的研究结论是：使用手机比吸烟对人体的危害性更大；美国耳鼻喉学学会年度会议公布的最新研究结果为：人们使用手机有可能造成听力永久性损伤；美国克利夫兰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个科研小组发现：手机使用的频率、时间的长短与精液的质量有着某种联系。

　　这些小机构或者个人的独立研究结果都使得公众的疑虑和恐惧进一步加深。不过，这些研究结论却使用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联系”、“可能导致”、“大概存在风险”这样的字眼，让人们难以决断究竟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手机。

　　“那些科学家有自己的假设、偏见和信念，而这些影响了他们得出正确公允的结论。对此，我们应该更多地相信权威机构而不是个人。”美国无线通信与互联网协会（CTIA）发言人JohnWals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观点在手机行业颇有代表性。一直以来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都是手机行业的坚强后盾，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其官方说法是：“迄今为止，尚未证实移动电话的使用对健康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协调组织了一项名为INTERPHONE的回顾性病例的对照研究，发现“一些迹象显示”在10%移动电话累计时间最长的使用者中，罹患胶质瘤的风险增加，但没有更长使用时间与风险增加相一致的趋势。

　　对此，13个参加研究的国家数据汇总分析表明，使用移动电话10年以上者没有发现罹患胶质瘤和脑膜瘤的风险增加。世卫研究人员认为，偏差和错误限制了这些结论的确定性，无法做因果关系解释。

　　而中国从2000年前后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手机辐射的论文，“有害”、“无害”两种声音并存，但前者一直占据上风。不过，独立的实验研究较少，大多是对国外既有成果的引进介绍。

　　李安民主任说：“手机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还有争议，但是无论怎么说，作为一个微波发射器，对人的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害的。长期高频度使用手机容易引发脑部疾病，应该说已经是共识了。只是还没有有效的实验、足够的病例来证明手机辐射与哪些疾病有必然关联。”

　　钱决定“正\反”

　　手机辐射研究的混乱局面远不是科学固有的缺陷与无奈所造成的，背后的利益之争在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认识许多严肃的科学家因为对手机辐射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而被撤销研究资助或者干脆一起被逐出项目。”公共卫生博士、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环境肿瘤科主任、公共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教授DevraDavis日前刚刚发售的新书《Disconnected》里详细描述了手机辐射的危害以及通信行业是如何压迫持相反意见的科学家们。DevraDavis对记者道出了双方何以力量悬殊。

　　Davis在书中披露，早在1995年手机辐射的潜在威胁刚刚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关注，由摩托罗拉公司资助的科学家JerryPhilips就在《生物电磁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受到手机辐射的啮齿类动物的基因状况比未受辐射的同类要差很多。这篇论文看似被接受并正常通过审核，但发表时却被神秘地加上了一句Philips从来不曾写过、也绝不赞同的话：“但这些由手机辐射所引起的基因变化不会引起任何生理后果。”

　　当Philips向该杂志编辑MaysSwicord质询时，Swicord矢口否认自己篡改了Philips的论文。

　　作为美国手机危害论言辞最为激烈的宣传者，GeorgeCarlo经常在美国各大学、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巡回演讲，告知公众手机“隐秘的危害”。然而，“正义之士”却是手机行业的“叛将”。《微波新闻》的主编Slesin用数篇报道揭露了Carol“叛变”手机行业的真实原因是利益纠葛。

　　据报道称，2001年后，Carol就开始写信给手机工业的CEO们，一边警告他们自己要将手机的危害公之于众，一面为他的一个研究索要高达5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其时，自1993年在美国国内如野草丛生的手机诉讼已经让手机行业焦头烂额，高额的律师费用令其公共关系的资金捉襟见肘，无力再应付Carol.

　　据报道，索要无果之后，恼羞成怒的Carol与手机行业彻底决裂，开始攻击整个行业。